在伊斯坦布爾看一部電影
1964年，影片《埃及豔后》（Cleopatra）在全球上映。但是，像往常一樣，我們這些住在伊斯坦布爾的人卻是在兩年之後，才有幸一睹理查德·伯頓和伊莉莎白·泰勒的明星風采。當時，那些影片總是公映幾年後才姍姍來到我們這裡，因為土耳其發行人無法支付好萊塢高昂的首映費。但這絲毫不會減弱伊斯坦布爾了解西方文化最新精華的饑渴。相反，在讀到有關伯頓和泰勒緋聞的最新小道消息，看到那些令人心癢不已的《埃及豔后》的新聞和電影海報時，伊斯坦布爾人總會按捺不住地慨嘆道：「好吧，讓我們瞧瞧它究竟什麼時候能來到這裡。」
回想起我第一次看《埃及豔后》的日子，我記憶中最明晰的，不是電影本身，而是觀看電影給我帶來的戰慄——有相當一部分美國大片都常給我這種感覺。我記得，當影片中上百位奴隸在莊嚴的慶典里，抬著麗茲·泰勒的寶座時，她再現的，不僅是克里奧佩特拉，也是她自己閃光的職業電影生涯。我記得艦船滑過海一樣寬闊的銀幕，而不是藍色的地中海。還有瑞克斯·哈里森，他替代了我頭腦中的愷撒形象來教導他的兒子屋大維：一位帝王應以怎樣的儀態走路，如何才算舉止得體。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座位上瞻望夢想在面前伸展，從屏幕延至世界最遙遠的角落。就是那個同樣的空間，我的自我開始形成。
怎麼來解釋那個空間將要發生的事呢？像所有土耳其西化的中產階級，以及我們這一代的大多數人一樣，我很少看「國產」電影。去電影院的時候，我所渴望的，再正常不過——讓自己迷失在一系列幻影之中，讓我在黑暗中進入某個故事，對這些美麗國度的俊美人物如醉如痴。同樣，我還可以與西方世界正面相向，置身其中，品味樂趣。回到家中，我會用英語重複著英俊、堅毅的男主角說的冷酷台詞。如同許多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我會格外留意他折起手帕，放入口袋，打開威士忌酒瓶，還有躬身為女士點煙的舉止儀態；我總是關心最新的西方發明，例如晶體管收音機和烤麵包機。這一切征服了整個巴爾幹半島，席捲了維也納。在教育部的號召下，人們開始讀土耳其語版的巴爾扎克。如此這般，整個土耳其開始與西方的日常生活建立了非常親密的聯繫，就像觀看他們的電影一樣。
正因為如此，電影才變得如同旅行或喝醉酒一樣有趣：在電影里，我們與他人面面相對。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會為我們帶來強烈的震撼。我們的眼睛不渴望看到別的東西；我們的耳朵無法忍受食品包裝紙刺啦刺啦的聲音，還有嗑堅果的聲音。我們坐在這張椅子上，就是想忘掉自己的麻煩，忘記過去和將來的痛苦人生，忘記這些痛苦的故事給我們帶來的焦慮。為了認同他者的形象，認同他者的故事，我們準備放棄自我，哪怕只是一小會兒。就像給一幅油畫裝上畫框就有可能使它變成神像，電影院的黑暗也是如此。它將一切排除在外，將我們和我們的幻想框在一起。
看《埃及豔后》的七年之前，我只有五歲，有個被我們稱為「電影人」的傢伙，經常會到我們避暑公寓旁邊的空地上來。他總是帶著奇怪的機器：一架攜帶型放映機。他總把它支在桌子上。如果付給他五個庫魯什，你就可以透過那個視孔，轉動曲柄，看上三十秒鐘的電影。我記得，我曾這麼著看過許多老電影的拙劣剪輯，但現在一個都記不清了。我所記得的是，每次終於輪到我的時候，我就會把頭塞到用來遮擋光線的漆黑帷幕里，在黑暗中摸索視孔。那一刻，我像著了魔似的。我們不僅是在電影里與他者面面相對：我們所看到的內容，使一切都在瞬間產生恍若隔世的感覺。
這就是為什麼，不論故事如何，電影里他者的滑稽可笑總能激起我們的渴望：渴望友誼、日常生活的樂趣、幸福、權力、金錢、性，當然還包括渴望逃離所有上述的內容以及與之相對立的一切。我還記得，當我仔細盯著畫報里扮演克里奧佩特拉的麗茲·泰勒，她正半裸著身子非常動人地洗牛奶浴時，我是多麼的好奇和著迷。那時我十二歲，她那影星的軀體，將我拖入一個充滿慾望和負罪感的世界。我的混亂思緒主要是由中學老師、懼怕結核病的朋友們，以及大眾新聞輿論的可怖警告造成的。他們告訴我：電影，就像手淫一樣，會降低孩子們的智力，毀壞他們的眼睛，其虛幻性可能永遠抓住他們不放，將他們與現實隔絕。
《埃及豔后》時代的伊斯坦布爾人，喜歡邊看電影邊說話，這一定是為了沖淡他們與他者遭遇時的危險和興奮。有人會提醒正直的主人公，注意身後看不到的敵人；有人會氣急敗壞地咒罵惡人；但大多數人面對屏幕人物展現的某種習慣或進行舉世震驚的典禮儀式時，會驚詫地大喊大叫，「看哪！那個女孩居然用刀叉吃橙子！」這裡，多少有一種即使布萊希特（Brecht）也未曾料到的疏離感，它有時會帶上民族主義的調子。當配有最先進的設備和武器的金手指，遞給詹姆斯·邦德一支土耳其香煙，並說這是世界上最好的香煙時，很多影迷竟然過分到為那個惡人歡呼鼓掌的地步。對於那些被土耳其審查員剪掉的太過冗長的場景和所有帶有暴露鏡頭的戀愛場景，觀眾們會會心地一改安靜凝神的氛圍，哄堂大笑起來。
有時候，慾望似乎觸手可及——它清晰得如同屏幕上的美夢，但它又如此真實，足以抗衡屏幕上的美夢——也許為了讓我們覺得，黑暗中我們並不那麼孤獨無助，而是同眾多國人一起坐在劇院里，有人將五分鐘的幕間休息習慣引入了土耳其影院——我們伊斯坦布爾人將其稱之為幕間休息（Entr''acte）。這種習慣使一臉可憐相的小販們，可以在煙癮泛濫的觀眾點起煙捲時，抱著冷飲箱和爆米花，穿梭於走廊之間；儘管歐洲很早就已經取消了幕間休息，但對那些抱怨說幕間休息純屬多餘且破壞了電影完整性的娘娘腔、勢利眼，我卻要說上兩句，因為我個人很感激幕間休息——這篇文章即為此而作。
五十年前，在勞動電影院，後來改名為天使影院的幕間休息時間，我的父母親分別和朋友出去小憩，他們走進大廳，在那裡邂逅。我的出生，就要歸功於這次電影院里的邂逅。因此，我別無選擇就，只能和某些作家站在一邊：他們都滔滔不絕地談到了幕間休息讓他們受益匪淺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