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切廷·阿爾坦和伊斯蘭教大臣艾布蘇尤德大人
《黑書》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土耳其最重要的《民族日報》（Milliyet）之名，以專欄的形式發表的。在小說里，它們都出自一位記者之手，一篇一篇呈現出來。它們有規律地時斷時續，打亂了小說的敘述主線。由於它們決定著《黑書》的形式，所以著實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為，有相當一段時間，我是以專欄作家的口氣來寫小說的，愛將含蓄的插科打諢與面壁虛設的學問加以平衡和協調。專欄內容越來越長，成了小說的主要部分，從而破壞了其整體的結構和平衡。即使是現在，如果讀者對我說，「我讀了《黑書》，裡面的專欄內容太棒了。」我還是會既高興又難過。
那些讀過小說譯本的人，尤其愛這麼說。西方讀者對我戲仿專欄作家的那種奇特而又曉暢淋漓的敘述，總是十分著迷。這些專欄作家所屬的傳統，超越了土耳其的國界，它還將另外一些有著類似文化衝突的國家都包容其間。如今，這些人已慢慢絕跡。但在今天土耳其專欄作家的筆下，我們仍能夠看到他們的一些回聲。
在土耳其，一個真正的專欄作家，每周要寫四到五篇文章。他會從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地理和歷史的維度上搜羅寫作素材。他會使用一切敘述形式和手法，不論最平凡的日常消息，還是哲學著作、論文或社會調查報告，均可為其所用。任何事情，從市政府——街燈的形狀——到文明問題——土耳其在東西方的位置——無不在專欄作家的視野之內。（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他很喜歡將諸如街燈形狀這類話題與東西方問題聯繫起來。）最成功的，就是那些機敏、好鬥的辯論家。他們以其善辯、勇氣和犀利著稱。作為寫作的代價，其中不少人都在監獄或法院度過一定的時光。讀者喜愛並信任他們，不是因為他們的闡述與解釋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勇氣和攻擊性。他們是明星，因為他們自認為是萬事專家，因為他們似乎能解答任何問題。關於他們談論的政治仇恨，實際上人人都有話說。每當國家陷入政治分化的危局，他們便是見證。他們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打進政要的家庭，在咖啡館流連忘返，在政府辦公樓中棲息，或者深入日常生活。他們喜歡讀者的信任和友情，所以會在這一天談談愛情，下一天談談他們對柯林頓和主教的看法；他們就像指摘弗洛伊德的錯誤那樣，津津樂道地批評腐敗的市長。於是人人都成了「萬事通」。十年或十五年前——在電視還沒來得及改變人們的讀報習慣之前——土耳其的讀者認為報紙專欄是最高的文學形式。那些時日，每當我乘汽車在安納托利亞旅行，只要誰發現我是個作家，就會問我為哪家報紙工作。
我在《黑書》中創作專欄作家耶拉·薩利克時，我甚至開始像他那樣寫起了專欄文章。我最關心的，就是要確保他和許多時下著名的專欄作家不同。他和他們毫無共同之處——他們幾乎每一個都像政要一樣知名。這樣，我才可以避免受到他們這些傑出的專欄作家的影響。我最擔心的，便是與專欄作家切廷·阿爾坦（Çetin Altan）扯上關係，他頗具爭議的立場使他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聲名鼎沸。
最近，切廷·阿爾坦公開宣稱政府與黑手黨有染，並插手了多起謀殺事件，隨後，他被指控「侮辱政府」。在審判期間的一次調查中，他披露說，自己大概捲入了三百宗對他不利的案件。年輕時，他是我最崇拜的文學和政治英雄之一。因此，所有他入獄和釋放的日子，都被我當做最激動的時刻記錄下來，迄今記憶猶新。在身為土耳其工人黨議員時，他在國民議會上的精彩演講和強有力的專欄內容，使他失去了政治免疫力，所以，當時執政的保守黨議員在國民議會裡徹底擊敗了他。
毫無疑問，國家和公眾輿論之所以對阿爾坦充滿憤怒，多半是因為冷戰時期他是蘇聯鄰國的社會主義者。再者，20世紀70年代以來，阿爾坦開始將批評的矛頭指向國家，這使人們對他的憤怒有增無減。我個人的觀點是，無論左翼還是右翼保守主義人士或民族主義者都憎恨他，因為他不去斥責土耳其的貧窮，不去斥責在政治實驗和外強幹涉等問題上，缺乏有效的政治智慧和管理手段的人，而一味地認為，國家問題的根源在於民族問題。批評自己祖國的時候，阿爾坦從不向讀者指明，所有這些譴責應該一股腦兒堆到哪些邪煞身上去，他也從不提供一夜之間就可能改變國情的妙策良方。他攻擊的目標，並非土耳其的政治制度，而是它的文化。對此阿爾坦總是目光銳利，竭盡諷刺。土耳其的風俗、土耳其人的思考方式，以及所有的裝腔作勢，被他視為民族的沉痾痼疾。阿爾坦不僅能夠用那些被激怒者的語言來寫作，而且還有辦法使他們每天都讀他的文章。由此看來，他就是個奈保爾。
但是，切廷·阿爾坦從未遭受過讓奈保爾變得如此冷漠、如此悲觀的那種痛苦。他對西方化和現代化還持有一定的樂觀態度。這就是為什麼對他來說，西方這個中心之所以給我們帶來痛苦，並不是因為我們模仿西方造成的。同理，我們之所以模仿西方，是因為它雖然給我們帶來了痛苦，但我們不能將所有想像中的弊病都一股腦兒推給西方。他那孩子氣的樂觀，一部分是因為，土耳其事實上從未成為殖民地。這使他把西方文明看做是一個可以用緩慢而慎重的方式去親近的中心。不論是什麼因素使「我們」與那些生活在西方的人產生差異，西方無疑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借鑒。因為我們不像西方人，我們必須明確自己缺乏什麼，然後再來彌補。歷史，我們的歷史，就是體現我們所有不足的歷史。像許多奧斯曼和土耳其知識分子那樣，也像許多好鬥善辯的專欄作家一樣，切廷·阿爾坦也曾列舉使我們迥異於西方人的諸多令人沮喪的缺點：從民主到資本主義，從個性化小說藝術到鋼琴演奏，從視覺藝術到散文，從阿塔圖爾克非常重視的帽子到《寂靜的房子》中我曾打趣提到的那張桌子。
1970年代，政治恐怖已經升級到現在的恐怖程度，切廷·阿爾坦注意到了另外一個缺陷，它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話題。
偵探小說在土耳其的發展，遠沒有達到英國、美國和法國那麼高的程度。在工業社會複雜生活的背景下，各種謀劃精密的殺人案對這類社會的小說、戲劇、電影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結果便是大量創造性天才偵探小說家的湧現。
但對我們這個農村佔主導地位的社會來說，謀殺就毫無智慧可言。一個良心被忌妒所蒙蔽的丈夫，會很乾脆地舉起刀刺向他的妻子，然後一切結束。或者一個要報血海深仇的人，不論在哪裡看到他的敵人，就會當場舉槍把所有的子彈打進他的腦殼。在鄉下，一旦哪裡因為土地或用水權發生糾紛，人們的習俗就是拿起雙管短槍，準備伏擊偷襲。每個人都知道某人是被誰，又是因為什麼被殺死的。如果說這類謀殺不能引起作家的興趣，那是因為這種處理方式太過粗糙，作家寫這類事件大有殺雞用牛刀之嫌。這就是為什麼偵探小說在我們國家如此不發達的原因。
初讀這些文字，我們不得不欣賞其直白的推理和語言的犀利、幽默。或許正因為如此，我們會傾向於接受阿爾坦的觀點，但想想，我們該怎麼來反駁他呢？好吧，我們也許可以提一下西西里島作家萊奧納多·莎沙（Leonardo Sciascia）。他在偵探小說中，非常成功地使用了具有類似鄉村特點的謀殺案作素材。有人指出，許多西方式謀殺儘管手法拙劣，給人以「牛刀殺雞」之感，卻總能繼續激發偵探小說的靈感。或者說，偵探小說激發了這類謀殺的靈感。
這篇專欄發表後不久，切廷·阿爾坦就寫了一系列短篇偵探小說，即極普通的早期偵探小說，它們與切斯特頓（G.K.Chesterton）的《布朗神父》（Father Brown）系列風格相似。寫了這些小說，他就不再相信，社會沒有給予作家足夠生活經驗，而導致作家寫不出偵探小說了。他將其當成一種極端決定論的觀點予以拋棄。
現在，讓我們來仔細想想他的另一觀點：「每個人都知道某人是被誰，又是因為什麼被殺死的。」如果你能想到，許多殺手都希望自己永遠不被發現，那麼你隨即就會清楚，阿爾坦的這種說法並不總是在理。切廷·阿爾坦說，我們的文化中缺乏暗殺事件，而早在四百年前，奧斯曼政府（被那時充當守舊衛士的歷史學家們稱為經典年代）就極其關注無名殺手案件，並將它們寫進了律法，為此他們付出了卓絕的努力。今天，我們知道，伊斯蘭教大臣艾布蘇尤德大人曾是蘇萊曼大帝時代最高的法律權威，他的判決成為西方意義上劃時代的經典先例，因而一直光芒耀眼，對今天的許多裁決仍有影響。他常常會被人問起，究竟誰應該為無名殺手謀殺案負責。
問題：當四個村落彼此相鬥，有人被身份不明者亂棍打死，誰該支付撫恤金呢？
回答：最近的村落。
問題：如果有人在某個城鎮附近被殺，殺手銷聲匿跡，誰該支付撫恤金呢？是整個城鎮，還是住在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