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四次返回卡爾斯。早上十點，我和攝影師朋友曼紐爾抵達這裡。我們在街頭漫步，一整天都在聊攝影。之後，我的情緒奇怪地低落下來。已經是第四次涉足此地了，卡爾斯再也不像往常那樣令我興奮。這些街巷，這些老式的俄羅斯建築、陰鬱的庭院、破敗的茶室——整座城市深深的憂傷，它的孤獨和美麗——我再也不堪忍受這些，再也不希望將其寫入小說了。我的大部分小說，有五分之三描述過這個地方；有時我會將現在這部小說稱為《卡》（Kar即雪 ），有時又會稱之為《卡爾斯的雪》（Kar in Kars），它也已經完成構思。我知道它會是個什麼樣子，我將如何從這座城市，從它在我內心激起的孤獨和隔絕感中來採擷素材。此刻我所思考的，並不是卡爾斯這座真實的城市，而是小說《雪》（或《卡爾斯的雪》）。我也明白，這座城市的擁擠，它的街巷、居所、樹木、店鋪，甚至某些人的面容，構成了小說的內容。但我同樣知道，小說中的城市仍然不像這座真實的城市。
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在於，我寫這部小說並非想要再現這座城市：我所期望的，是把自己對城市氛圍的體味，以及它給我帶來的困惑投射到卡爾斯身上。還有雪，多年以來，在我構思這部小說之時，它浮現於我的每一個夢境。我需要這綿綿不絕的雪，將書中的城市與土耳其其他地方隔絕開來……
我記憶中第一次前往卡爾斯，是在二十五年前。城市的陰冷、它夢幻般白雪皚皚的冬季，這些都是最初的動因，令我深信我必將有一部小說紮根於此。因此，在完成《我的名字叫紅》之後，我來到了卡爾斯，口袋裡裝著一則從伊斯坦布爾《晨報》（Sabah）上剪下來的新聞報道，並開始尋訪城市的美麗和它的白雪。因為我深信，我的故事將在此生髮。而我的目的，絕不僅僅是記錄卡爾斯的故事，聆聽它的居民在我耳邊喃喃低語的那些或悲或喜的傳聞，而是要實現我的最初想法，寫一部關於卡爾斯的小說。
從踏進卡爾斯的第一天開始，我就不斷告訴自己，此行真可謂明智之舉。我如此喜歡這座城市，喜歡它美麗、破舊的老式建築，寬廣的俄式街道，以及特有的地方氣息，和那種被世界徹底遺忘的感受。正因為如此，我才滿懷激情地聆聽人們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們的故事。我帶著小小的錄音機和攝影機，從臨時搭建的帳篷到黨總部大樓，從鬥雞娛樂場所到政府辦公室，從小報社到茶室，來回穿梭，採訪那些渴望對我講述的人們。我一共收集了二十五到三十個小時的素材。用我簡陋的照相機，拍下了感興趣的一切。我記得，第一次前往卡爾斯的最後一天，我來回奔波，竭盡全力地記錄一切，一個當地警察還緊緊尾隨在我身後。每次訪問卡爾斯，我都會一早前往柏里客茶室（即團結茶室），在筆記本上匆匆記錄我的思緒。此外，除了收集這些素材（我真不喜歡用這個詞），我還要不斷記述的，並不完全是我對卡爾斯及卡爾斯人的印象，還包括我頭腦中的故事雛形。
最重要的，是因為雪，它已不再像卡爾斯美麗、富有、快樂之時那樣落下。中產階級家庭，曾在蘇聯及其解體之後的一個時期內，與俄羅斯人做生意；曾在卡爾斯河進入冰凍期時，在河上滑冰玩耍；曾乘著雪橇穿游城市，盡情地嬉鬧——這些人，後來紛紛舉家離去。他們走後，白雪也就拋棄了這座城市。如今，卡爾斯的雪，便再無往日的充沛和豐腴了。
小說中的政治災難（以及貧窮等諸多不幸）也是整個土耳其的遭遇，只不過在此處沒有那麼激烈。或許也曾激烈過，只是人人都忘記了：是這裡的街巷讓我產生了這種感覺。當然，那一定是我的錯覺。
我的另一個印象或許也是錯覺：這裡的生活顯得有些卑微。人們也是如此：坐在咖啡館裡，或是漫步街頭，我所遇到的當地人在我看來，往往比小說中的人物更為簡單和質樸，後者來自卡爾斯之外。或許，是日常生活（再普通不過的日常生活）使我產生了諸如此類的印象。或許，要是在某個特殊時刻，也會有自殺或謀殺事件，就發生在我曾經半醒半睡的咖啡館，而生活又會看似稀鬆平常地繼續。
20世紀70年代的後五年間，卡爾斯經歷了極端暴力時期。政府和情報機構用高壓手腕改變了城市的歷史進程。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庫爾德游擊隊奮起於群山草莽之間。除此而外（或許正因為如此），談論政治暴力或政治災難被視為近乎無理的行為，近乎令人羞恥的夸夸其談——彷彿我在說謊。是的，一個真實的謊言。
一個畫家，竭盡一生光陰，最終能以最迷人的方式畫出一棵樹時，當他用藝術語言使這棵樹復活，然後帶著創造的喜悅再次回到畫中，看看那棵樹，此時他必定會有某種挫敗感，甚至會覺得自己被出賣了……今天，我走在卡爾斯的街頭，就有這種感覺。我仍將繼續漫步，體味迄今為止那街道仍賦予我的深深的孤獨感和隔絕感。
我回到了團結茶室。一早我就開始在那裡寫東西了。一個年邁的老者試圖和我攀談。說他年邁，但實際上也許並不比我更老。他體格魁偉，頭髮捲曲，戴著帽子，身穿灰色夾克，看上去非常健朗，嘴裡還叼著煙。
「你又回來啦，對吧？」他說。
我站起身，和他握了握手。「是的，我回來了。」我笑著說。
他取下掛在牆上的外套，我也回到了寫作之中，在筆記本上塗寫。他拿著外套，起身離開團結茶室，同時大聲對我說：「去寫吧，寫寫大家要向政府官員交多少苛捐雜稅吧！寫寫官員們控制了多少卡爾斯的煤炭！」
他說這話的時候，餐廳服務生正打開爐蓋，用鉗子往裡面加煤。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坐在卡爾斯的茶室里，打開錄音機，周圍的人就會開始對我傾吐他們的不滿，包括煤炭價格不斷上漲。這會使你明白，當我手裡拿著筆記本，在茶室附近轉悠時，人們是怎麼看我的。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作家，即便知道，他們也不清楚我只是想寫在卡爾斯發生的小說而已。當我說我是記者時，他們立刻會問：「是那家報紙的？有一次我在電視上見過你。寫吧，記者，寫吧！」
他們從不擔心我離他們太近，聽到他們的談話。一個人會說：「是的，他在寫東西，他是個記者」；另一個會問：「他在寫什麼呢？」早上，團結茶室幾乎空無一人。房間的另一邊，擺著一張桌子，約莫八點開始，就開始有人圍在那裡打牌了。那邊，有個不到四十歲的男人，總愛說自己多麼幸運。另一張桌子上，兩個退休男人相對而坐。他們一面聊天，一面打量著那個自詡幸運的男人。不一會兒，自詡幸運的人將視線從牌桌上挪開來，開始講一些有關艾傑維特總理的笑料。他的談話，總是和總理與總統間荒謬可笑的爭吵有關。他一會兒說艾傑維特又要到電視上來抱怨總統了，一會兒又揚言股票就要崩盤，土耳其貨幣就要貶值了。這時，坐在鄰桌的某人會附和幾句。咖啡室里另有十二個人（我目測了一下），皆圍爐而坐，離我約有三步之遙。他們看上去很疲憊，毫無生氣地開著玩笑。這裡滿是「大清早」的氛圍。「別這麼做，別那麼說，這可是大清早！」爐子熱起來了，甜美的溫暖撲到我的臉上……此時，團結茶室陷入了寂靜。
門打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隨後又跟進一個。「朋友們，早上好！」「朋友們，早上好，祝你們好牌運！」（因為另一張桌子上，遊戲又開始了）。現在，是早上八點半。還有整整一個冬日要打發呢。賣餡餅的小販走了進來：「餡餅，餡餅，餡餅！」為什麼我喜歡坐在卡爾斯的茶室里，特別是這家團結茶室？餡餅小販又來了，頭上頂著盛滿餡餅的托盤。我想，也許就是因為這些，這裡的「大清早」才能讓我很好地寫作。早上，我穿過陰冷、空闊、寒風凌厲、空無一人的卡爾斯街道，總覺得自己能寫出一切，並且將一氣呵成。任何事物都令我興奮不已，而我的筆尖，會將一切令我興奮不已的事情描述。茶室牆上有一面掛曆，一幅阿塔圖爾克的肖像；室內還有一台電視（就在一刻鐘之前，他們關閉了聲音。上帝保佑，但願在這次曾經中斷的會議上，總理和總統能達成一些一致意見），百無聊賴地搖晃著的椅子，煤爐的煙囪，以及紙牌、髒兮兮的牆面和硬邦邦的地毯。
後來，曼紐爾帶著他的相機過來了。我們在優素福帕夏大街上漫步，這是卡爾斯最美麗的地區。伊斯邁特帕夏小學就坐落在一棟美麗的俄式古建築里。從頂層敞開的窗戶，傳來老師聲嘶力竭憤怒呵斥學生的聲音。「如果我們能進去的話，我真想拍張照片。」要是他們把我們扔出來怎麼辦？「他們也許會認出你呢！」曼紐爾說。
他們果真認出了我們，把我們請到教師辦公室，為我們端來了茶和香料。我和一些老師握手致意。沿著高高的走廊走下來，經過那些門窗緊閉的教室，我們幾乎感覺得到裡面的擁擠。看著美術老師畫的那幅阿塔圖爾克巨幅肖像，我們心想，在這樣一所學校里做學生，究竟意味著什麼？
我們還參觀了城市第一座「復原的官邸」，就在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