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寫另一部小說的過程中開始寫《新人生》的，這種方式令我始料未及。當時，我正在寫一部小說，也就是後來的《我的名字叫紅》。在應邀去澳大利亞參加一個慶祝活動時，經過長時間的飛機旅行，我終於抵達澳大利亞。他們將我和其他一些作家接至一家汽車旅館。我們三個人（另外兩位是神經學專家奧利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詩人米洛斯拉夫·赫魯伯［Miroslav Holub］）去海濱散步。海濱一望無際，天空灰濛濛的，平靜的海面幾近灰白色，空氣沉悶凝滯。我站在澳洲大陸的邊緣。小時候，我覺得這塊大陸長得像馬頭。薩克斯帶著調色板向海邊走去。赫魯伯則去揀些石頭、貝殼，他很快就從我的視線中消失了。剩下我獨自一人，站在無邊無際的海岸。那是一個神秘的時刻。「我是個作家！」我莫名其妙地鼓勵自己說。我很高興自己還活著，能站在這樣的地方，活在這樣的世界。那晚，他們為我們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晚會，我因為疲憊沒能參加。從酒店的陽台上觀看著晚會，遠處花園的聲光從樹木枝丫里透了過來。對我而言，從遠處觀看晚會，表明了一個作家對生活的態度。就在那時，奧利佛·薩克斯從隔壁走了出來。我對他抱怨說，長時間的旅行之後，我總是難以入眠。他從自己房間里拿了些安眠藥給我。「我也睡不著，試試這個吧。」他說。「我從不吃安眠藥。」我說。那口氣就像是在說，我從不吸毒。「我也從來不吃的，」薩克斯說，「但它是對付時差的惟一良藥。」
他是我很欣賞的一位神經學專家和作家。於是我從他手上接過葯，並道了謝，然後回到自己的房間，吞下藥片，躺在床上。我充滿希望地等待藥物產生作用。結果仍然睡意全無。之前的「我是個作家」那個想法，又回到了我的腦海，並摻雜了些對「純粹」和真理的渴望。我在一片黑暗中躺著，回想著自己的生活，覺得彷彿只有快樂以及寫出好文章，才會給我帶來平靜。在空曠的房間里，我像一個夢遊者一樣，起了床，坐到桌子邊，拿出一直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開始寫道：某天，我讀了一本書，我的一生從此改變。這句話在我腦海里已經醞釀了很多年。很久以來，我一直渴望寫一部小說，以這句話開頭。主人公會和我很相似。讀者對主人公所讀的書一無所知，他只能看到主人公在讀完此書後，發生在他身上的變化。到這時，讀者可以藉此猜出，那個年輕人究竟讀了什麼樣的書。我以這種方式開始寫《新人生》的第一段，沒多久我就完全融入其中了。對此，我非常高興。我先把《紅》擱置下來，在兩年的間隙里完成了這部小說。對該小說所達到的完美形式和詩意，我做到了一以貫之。
在創作這部作品的過程中，我常常到距離伊斯坦布爾不遠的小鎮旅遊（《寂靜的房子》中馬爾馬拉地區的小鎮）。事實上，土耳其所有的大城市已經開始越來越像偏遠的城鎮了——這城鎮是相對於大村莊而言。在這種意義上，伊斯坦布爾也成了一座小鎮。土耳其的偏遠城鎮所反映的，不同於老雷薩·努里·古恩塔琴在其鄉村小說中描述的景象：「一名公務員，一名登記處的主管，幾位體面的公民，一個大地主，一名凱末爾主義教師，一位阿訇。」今天的安納托利亞城鎮，到處都是阿爾奇立克和阿伊蓋茲 的連鎖店、賭場，隨處可見有機玻璃傢具、電視（而且都是同一品牌）、各式藥房、畫廊、郵局，以及門口排著長隊的破舊醫院，等等。也許是我過於執著，但我還是必須提到茲雅·古卡勒普，這位建築師和土耳其民族主義倡導者。他認為，民族的界定主要依據公眾文化、公眾語言、共同的歷史，以及諸如此類的元素。他一直在尋找並渴望建立一套統一的現代土耳其準則。但是，今天使土耳其統一的，已經不是語言、歷史或文化，而是阿爾奇立克和阿伊蓋茲連鎖店、足球場、郵局，還有蝴蝶牌傢具店。這些通過網路使人們關注的焦點，迅速遍及全國，它所體現的統一性遠遠勝過茲雅·古卡勒普的準則。
事實上，我們在某些地方都見過大賣場，很多還是在五星級飯店裡。只要我們去這類酒店，總會遇到熙攘的人群。他們雙手插在口袋裡，盯著遊客，尋尋開心。或許是某個大清早，他們還喝了點酒，變得有些孩子氣，就像一個人服兵役時常有的狀況。這些推銷員每年總會有兩到三天在大賣場度過。他們彼此相見，打打招呼，一同接受公司就產品特點對他們所做的培訓。這使他們像孩子一樣亢奮，感覺如同親兄弟一般。在這樣一個國家裡，我們太了解這種男人間的友誼了。通常情況下，夫妻是絕不會來這類賣場的。
公司企圖通過「促銷」和形象更新來讓每個顧客熟識其產品。因此，如果有一個電視製造商，賣場的電視就會堆成塔狀。如果有一個製藥公司，藥品就會堆成小山或用藥片盒堆成紀念碑。如同在一些秘密社團里，身份的創建——「我們」的感覺——極其重要。因此，你會看到公司的名稱，被刻在鑰匙鏈上以及各式各樣的筆記本上、信封上、鉛筆上、手電筒上，他們免費向大眾贈送這些禮物。它們帶著符號和標識，在顧客心目中產生身份認同，即某種「我們」的意識。
我在書中描寫的新人生牌奶糖實有其物，那是我孩童時代的一種品牌。許多其他公司也都仿製這種奶糖，這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細節。因為《新人生》與但丁的一部作品同名。但丁在那本書中渲染的氛圍，在我的書里也多少感受得到。換句話說，《新人生》指20世紀50年代風行於土耳其的那種奶糖，但同時也指向但丁的同名作品。
子夜時分，當你昏昏欲睡，乘坐巴士駛進了一座小鎮。小鎮燈光黯淡，樓房破舊。街上空無一人。透過巴士的窗戶，你能看到某間房屋正窗帘大開。也許巴士就在那兒停下來等待綠燈。在所有這些活動當中，你會忽然意識到，自己正凝視著這座完全陌生的小鎮，凝視著街邊那座房屋裡敞開的窗帘。你看見屋內人們穿著睡衣在抽煙、看報，或在關電視前看看晚間新聞。每一個乘坐夜班車穿越土耳其的人，都有相同的經歷。有時候，我們也許會和那些坐在家裡的陌生人目光相對。而你以每小時六十英里的速度奔波至此，頃刻間戛然而止，只是為了看看這些人最困窘、私密、幾乎一成不變的生活細節。這個時刻是多麼奇異，生活以如此神秘的方式告訴你，世界是由眾多各不相同的生活，各不相同的人構成的。當我們打開冰箱，看到罐頭和西紅柿，或許我們會忌妒過著同樣生活的其他人。我們拿自己和他人作比較。我們熱衷於選擇這樣、那樣的雷同之物，藉以覺得自己也因此而擁有他們的生活。我們夢想和那些人相似，甚至夢想成為他們。被他人的生活所吸引，是為了了解所有人的生活都彼此關聯，卻又各不相同。
我對蘇菲思想 很感興趣，並將它視為文學源泉之一。作為一種修鍊術，它通過姿勢和動作來訓練人的心靈；這方面我不敢完全苟同。但我仍視蘇菲文學為文學珍寶。我坐在桌邊，作為共和國家庭里的一個孩子，過著在N個層面上效仿西方笛卡爾式理性主義的生活。理性居於我存在的中心。但同時我儘可能地敞開心扉，接納眾多其他書籍、其他文本。我欣然閱讀這些文本，卻並不把它們當素材。它們給我帶來快樂。這種快樂使我的心靈得以提升。不論它抵達哪裡，都會認認真真地對付另一個理性的自我。也許，它們正是引發我的書的兩極——互相吸引，又相互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