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黑書》，我記憶最深的，就是創作它的最後那些日子。1988年，在經過了三年的寫作之後，此書完成在即。有一段時間，我把自己關在空蕩蕩的住所里，它位於埃倫寇伊一棟新建十七層公寓樓的頂層。在那裡，我只埋頭寫作。妻子在美國，無人知道我的電話號碼，因此電話從不會響。我也避免接觸所有可能打擾我的人，他們會使我遠離卡利普的冒險，以及那個令我如此痴迷的幻想世界。除了住在同一棟樓內的兩個親戚，我從不見任何人，他們偶爾會來叫我去吃晚餐。事情總是如此，當我碰上一本我喜愛的書，並且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時候，我就會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
坐在角落裡，我甚至無法結束《黑書》。它耗費了我近五年的時光。遠遠地坐在那裡，埋頭苦寫這本不願收尾的書，一種奇怪而又神秘的恐懼，開始破壞我的寫作和獨處之樂。那恐懼慢慢變得與主人公卡利普的遭遇類似。他毫無結果地在整個伊斯坦布爾尋找妻子時，曾在地鐵通道里碰到過各類奇事，但無論是那些看上去都一樣的圖爾康·肖拉伊 的照片，還是那些他尋找的舊專欄文章，沒有一件事情能給他帶來真正的喜悅，因為他無法消除失去妻子的巨大痛苦。同時，隨著情節發展，小說內容慢慢寬廣起來，寫作的愉悅就逐漸深刻。但我仍無法抵達那纏繞心頭的目標，這使我始終無法感到快樂。我孤獨而悲哀，就像卡利普，每天不刮臉，不修邊幅。還記得一個夜晚，我像幽靈一樣在埃倫寇伊的后街小巷溜達，手裡拎著個破塑料包，頭上戴著帽子，穿著一件掉了幾枚扣子的雨衣，腳蹬一雙爛鞋底的運動鞋。我隨便找家老飯店或是自助餐廳，狼吞虎咽一番，一面挑釁地迎著周圍敵視的目光。父親每隔兩星期會帶我下一次館子，我記得他總是會說，看到我的房間髒亂不堪，看到我半死不活的模樣，看到那本我似乎永遠也寫不完的書，他是如何的焦慮不安。
我感到至深的孤獨，就像卡利普——也許正是有這樣的感覺，我才把這種情緒帶到了書中——但他是被憂鬱包圍，而我則是被憤怒隔絕。因為人們不明白，這本書將會有多麼的與眾不同，因為他們會拿它和那些傳統小說相比，因為它很難讀懂，因為他們會認為書中晦澀的部分是其敗筆。還有，或許我真的永遠寫不完它；我寫了一本不該寫的書。《黑書》向我表明，衡量一本書，並非取決於它是否能解決書中引發的文學或是結構問題，而是取決於作者提出的這些問題本身是否偉大、是否重要，取決於作者在完成這一使命時的痴迷程度，儘管也許前景黯淡。如同寫一本好書極其困難，要想選好主題，使作者可以在餘生為其投入全部能力，付出內心所有一切，這同樣極其不易。
儘管步履緩慢，這類你可以為之奉獻全部生命的書——就如同生命本身——最終總會將你帶至它們希望你去的地方。那嶄新之處，另外一個國度，無疑是由我們的過去、記憶、夢想構成。在寫《黑書》的日子裡，這些交織著恐懼與無常，死亡與孤獨的徵兆，經常在我夜晚直至清晨沉湎於寫作、一根接一根抽煙的時候，神出鬼沒地浮現。這是你第一次揭示遠處究竟有什麼，也是你第一個慰藉。是你無助的執著，而非藝術的聰慧再次拯救了你。堅持、忍耐，我對它的信心遠勝過人們常說的技巧。除此以外，有那麼幾次，我非常擔心小說不知將前往何處，擔心所有我寫的這些，不能把我和讀者帶至任何地方，只有一堆混亂。這會使我陷入絕望。寫《黑書》之時，我感覺，自己就像是逡巡搖擺於尋求深層的自我價值和毫無目標的膚淺遊戲，以及渴望寫出偉大作品給我帶來的朦朧感等這些矛盾之間。我獨自一人時，上述幾種緊張對立的事物，容易讓人聯想到的最壞局面總是縈繞心頭。獨自一人之時，我極易被如下由於緊張而產生的最差假設完全吞沒：我也許是把五年時光耗費在了一本根本不值得的書上；我也許會失敗。如今我明白，那些恐懼對我這樣的人來說恰是治療劑，它使一個人能夠完全憑藉自身經歷的緊張焦慮進行寫作。
《黑書》主要想寫的，是發生於70年代末的事情，是想再現孩提時代街頭流行的詩歌，內容還涉及伊斯坦布爾從過去到現在的混亂狀態。在一個1979年開始記的日記里，我寫到一個大約三十五歲離家出走的知識分子，講述了他在一個漫長周末中的經歷；講述了發生在那個周末的一場足球賽，它後來演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大災難；講述了斷電時的伊斯坦布爾街道，如同勃魯蓋爾（Brueghel）的繪畫（雪）還有博斯（Bosch） 的（惡魔系列）所透出的氛圍；講述了《瑪斯納維》（Mesnevi）、《列王紀》，以及《一千零一夜》等。
這些最初的想法在我內心形成之時，我的小說《傑夫代特先生》尚未出版。那時，我原本打算寫一部以藝術家為主人公的小說，甚至連名字都已想好，叫《破碎的細密畫》。我開始想像各種場景：伊斯坦布爾無休無止的噪音、混亂，知識分子們燈紅酒綠的晚會，家庭聚餐、殯葬儀式、選美盛會、足球比賽等。我一如往常，欣喜異常地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計畫要寫一部名為《黑書》的小說。這欣喜遠勝於當時正在創作的小說帶給我的快樂（一部從未寫完的政治小說《寂靜的房子》，還有《白色城堡》）。
大約同時期的某個特殊日子影響了小說最終問世的形式與主旨。那是1982年，土耳其政變之後兩年。恰在極端限制自由的新憲法未經公眾商議投票就草草問世的前夕，我的堂兄打來電話，說某家瑞士電台攝製組將前往伊斯坦布爾，就新憲法做一期節目，他們想找一些肯面對鏡頭批判新憲法的知識分子。他問我是否知道哪個人有如此勇氣？接下來的兩天，我遍尋整個城市——大學、百科全書出版社、廣告代理以及各個新聞社，挨家挨戶問下來，想找到願意發表意見的人。因為一如今日，打電話常常受到監控，我不得不逐個拜訪每位理想人選，但每個人都拒絕了我。由於知識分子遭受政府與軍隊的迫害，我認為記者、作家還有正派人士拒絕我，也是情理之中。對於令他們在道德維谷間進退兩難，我甚至深懷內疚。那家在佩拉宮酒店房間內等候的外國攝製組甚至告訴我，對願意出面發言的人，他們可以採用逆光拍攝，這樣他們的面孔就可以處在陰影之中無法看清。到最後，他們又表示，如果沒有人願意如此，他們就想以採訪我來替代（就像《黑書》中那樣，當卡利普找不到耶拉時，就會代替他來寫作），但我對自己沒有信心，同樣也缺乏勇氣。
有許多記憶中的碎片，略有改變便現身《黑書》之中，要一一列出，實在是魯莽之舉。但我仍想讓大家知道，為了再現我所熟知的過去歲月中的尼尚塔石，我曾煞費苦心，對如何命名那些巷道、街區，描述那裡的氛圍格外著意。阿拉丁是個真實人物，他真的有一間挨著警局的店鋪，在小說於土耳其問世之後，報紙新聞已使其成為眾所周知之事。看到阿拉丁在店鋪櫥窗展示的報紙剪報，我總是異常高興，就像我非常樂於把他介紹給譯者（「阿拉丁，這是薇拉，她會使你聞名整個俄羅斯！」），並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好奇讀者都光顧他。而對於某些人，他們可以猜出藏頭詩，發現小說中「城市之心」公寓樓的坐落之處，其實有棟帕慕克公寓。同樣，他們也會猜到，我以這種方式援引了自身生活中的諸多細節，從電梯的呻吟聲到瀰漫於天井的味道，乃至那個西化家族的家庭紛爭。小說出版後，我的親人對小說徹頭徹尾地給予否定。他們仍像以前一樣忙著搞家庭紛爭，那情形簡直就是後現代的鬧劇：先是為了財產糾紛對簿公堂，旋即又會歡聚一堂，共進假日餐宴。
由於故事是發生在我度過童年時光的地方，講述的是我同齡人的經歷，因而，我常常被人問到，卡利普究竟與我有多少相似之處。童年生活的細節——逛商店買東西，在窗邊望著阿拉丁的店鋪，和真實的卡瑪爾女士的對話，獨自一人的周六之夜，整夜在街道遊盪——這些或許與卡利普類似。但他最基本的孤獨，病態一般滲入體內的憂鬱，他生活中哀傷無比的黑暗——對這些，我可以開心地說，我的傷口沒有他那麼深。對他能夠承受自己的逆來順受、不苟言笑和痛苦哀傷，我甚至有些忌妒，一如我欣賞他儘管不得不忍耐，卻對生活有著堅定的信念。也正因為我不如卡利普那般堅強，我才成為了一個作家。
1985年，我開始在自己那間愛荷華大學的小宿舍里寫《黑書》。透過窗戶，可以看到山毛櫸樹透出深秋的紅色。後來，我來到妻子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宿舍內，在從哈萊姆買來的桌子旁繼續寫作。桌子同樣被擺在窗邊，望出去可以看見晨曦公園。只要抬起頭，我就可以看到松鼠在沿著公園的小徑上蹦跳，毒販子搶劫過往行人（我也有過類似遭遇），甚至在我眼皮底下殺人越貨。曾有人看到達斯汀·霍夫曼在此等待拍攝《伊斯達》外景，那是一部極其失敗的電影。我有一間六英尺長、四英尺寬見方的工作間，位於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那裡有四百萬冊藏書。我這個位於圖書館頂層的房間，總是煙霧繚繞，可以俯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