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五，在伊斯坦布爾，在我度過一生的希什利區，在我祖母獨自生活了四十年的三層樓房正對面的法庭里，我將站在法官的面前。我的罪名是「公開詆毀土耳其身份」。控訴人認為，我應該入獄三年。亞美尼亞裔土耳其記者赫蘭特·丁克，曾在這同一家法庭因同樣的罪名而受到審判，並依據同一部法典的301法案，他被判有罪。對此，我本應有所擔心才是。但是，我仍然很樂觀。因為像我的律師一樣，我相信反對我的證據沒有說服力。我認為自己不會落到進監獄的地步。
這種態度使人們過分渲染了我的審判，這真讓人有點窘迫。我非常清楚，大多數被我徵求過意見的伊斯坦布爾朋友，都曾僅僅因為一本書、因為他們寫的一點東西遭受過更嚴厲的盤查，都曾因法庭訴訟及監獄服刑而耗掉多年的時光。我生活的國家，總是很尊重高官、聖人和警察，但是卻拒絕尊重作家，除非這些作家打官司或坐牢多年。因此可以說，我對自己要受到審判並未感到多麼驚訝。我明白我的朋友們為什麼會笑著說，我終於成為一個「真正的土耳其作家」。但是，當我說出那些給我招來麻煩的話時，我並不想獲取這樣的榮耀。
2005年2月，在一家瑞士報紙上刊載的採訪錄里，我談到曾有一百萬亞美尼亞人和三萬庫爾德人在土耳其慘遭殺戮。接著，我還抱怨說，在我的國家談論這些事情會觸犯禁忌。世界上嚴肅的歷史學家都有以下常識：因為在「一戰」中聲稱反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數量眾多的奧斯曼亞美尼亞人遭到驅逐，其中很多人在途中被屠殺。土耳其的發言人——他們大多數都是外交家——仍然堅持認為，死亡的人數比學術界提供的數字要少得多。而且，這場屠殺也算不上有計畫的種族滅絕，因為它不是有計畫的行動。再者，在戰爭期間，亞美尼亞人也殺害了很多穆斯林。
然而，儘管遭到國家反對，在剛剛過去的今年9月，三所聲望很高的伊斯坦布爾大學合辦了一個學者會議，它接受並歡迎一切與土耳其官方立場相對立的觀點。此後，雖然301法案的幽靈仍驅之不散，人們畢竟可以開始就該話題展開討論，這還是九十年來的第一次。
我們國家不遺餘力地阻止土耳其人民知道發生在奧斯曼亞美尼亞人身上的事情，這使事實本身成了禁忌。我的話理所當然激起了該有的狂怒。各種報刊發起了仇視我的運動，右翼（但不一定是伊斯蘭主義者）專欄作家則誇張地說要讓我永遠「消聲」；各種民族主義極端分子組織會議和遊行，來抗議我的背叛行為；還有不少人當眾焚燒我的作品。我就像自己小說《雪》中的主人公卡一樣，嘗到了這樣的滋味：因為個人政治觀點的緣故，一度被迫離開自己心愛的城市。因為我本不想再添爭端，也不想再聽這種煩心事，所以在開始時我保持了沉默。但我深深感到，這是一種奇怪的恥辱。我要躲開公眾，甚至還要躲避我自己說過的話。不久後，一名地方長官下令焚燒我的作品。我回到伊斯坦布爾之後，希什利區公訴人對我提起訴訟。然後，我就發現自己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目標。
我的誹謗者並非為私人仇恨所驅使，也並非僅僅對我表示敵意。我知道，我的案件在土耳其以及外面的世界，都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不僅是因為，我相信討論一個國家歷史上的陰暗面並不是在詆毀該國家的「榮譽」，相反，禁止一切討論才是對其榮譽的詆毀。此外，還因為我相信，在今天的土耳其，禁止討論奧斯曼亞美尼亞人是對言論自由的壓制。事實上，這兩件事情有錯綜複雜的聯繫。儘管人們對我的困境所表示的興趣以及他們慷慨相助的姿態，讓我感到安慰，但是當我發現自己被夾在自己的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時，我還是覺得不安。
為什麼一個正式想努力加入歐盟的國家，竟然要囚禁一個其作品在歐洲非常有名的作家；為什麼它覺得有必要在「西方的眼睛下」演出這幕戲劇？要解釋這些，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能僅用簡單的無知、忌妒或者缺乏寬容來解釋這個悖論。它所牽涉的悖論，還遠不止這一個。這個國家堅信，土耳其人與他們的西方鄰居們不一樣，是一個充滿同情心的民族，不會有計畫地進行滅種屠殺。然而，許多民族主義政治集團卻以死亡威脅，向我進行攻擊。這該怎樣理解？這個國家，一方面抱怨說，他的敵人在全世界散布奧斯曼帝國影響的虛假報道，而另一方面，它又控訴、囚禁一個又一個作家，在世界範圍樹立了土耳其人的可怕形象，這後面是怎樣的邏輯？這個國家，會請求某位教授公布他對土耳其少數族裔問題的研究成果，而一旦教授寫成的報告不能取悅當局，他又會因此受到起訴。從我開始寫這篇文章時，到現在提筆寫你正在讀的這個句子，這期間又有五個作家和記者依據301法案受到指控。到這裡，我可以想像得出，在福樓拜和奈瓦爾這兩位東方主義教父眼裡，這些事情會是多麼稀奇古怪，他們很正確。
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我們看到的這場正在上演的神秘劇，並非土耳其獨有，而是表現了一種新的全球現象。這種現象我們剛剛有所了解，但是，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就認真對待。近些年來，我們已經目睹了印度和中國令人驚訝的經濟增長，以及這兩個國家中產階層的擴大。不過我認為，只有看到這些階層人們的生活在小說里有所反映，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到他們在這場轉變中所起的作用。無論是非西方的資產階級也好，或者富裕的官僚也罷，不管你怎樣稱呼這些新的精英分子，他們就如同我們國家的精英一樣都會認為：如果要讓自己剛剛獲取的財富和權力合法化，那就必須遵循兩條單獨、似乎不相交合的行動路線。首先，他們必須採用西方的語言和觀念，來為自己迅速增長的財富正名。其次，在確定了需要這些知識之後，他們則又開始擔當起教育國民的責任。當人們斥責他們忽視傳統時，他們便以惡毒、狹隘的民族主義來回應。外國觀察家所認為的稀奇古怪的爭端，可能只不過是這些政治和經濟計畫與其產生的文化渴求之間的衝突。一方面，有人要匆匆忙忙加入全球經濟；另一方面，惱怒的民族主義將真正的民主和思想自由當做西方的發明物。
在描寫後殖民時代非西方國家無情、兇惡的精英統治階層的第一批作家中，V.S.奈保爾是其中之一。我在韓國遇到偉大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聽說他曾有聲明，對日本在侵韓、侵華期間犯下的醜陋罪行，應該在東京進行公開討論。之後，他也因此言論受到了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攻擊。還有俄國對車臣、其他少數民族以及對民權組織的不容忍態度，在印度的印度民族主義者對言論自由發起的攻擊——這一切都是由同樣的矛盾滋生出來的。
當明天的小說家們準備敘述新精英階層的私人生活時，他們毫無疑問會期待西方對他們國家限制言論自由的現象加以批判。但是現在，有關伊拉克戰爭的謊言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秘密監獄的報道，已經非常嚴重地損害了西方在土耳其和其他國家的信譽。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要在我的世界裡去證明西方民主的真實性，已經成為越來越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