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能來到法蘭克福。我的小說《雪》中的主人公卡在這座城市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十五年。這個主人公是土耳其人，因此他跟卡夫卡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只是在文學意義上有些關聯。等一會兒，我會詳細地談論這種聯繫。卡的真名是凱立姆·阿拉庫什奧盧，但他不是很喜歡這個名字，所以更願意使用這個更簡短的稱呼。20世紀80年代，他以政治難民的身份，第一次來到法蘭克福。他對政治不是特別感興趣，甚至可以說不喜歡政治，他的整個人生就是詩歌。我的這位主人公，是生活在法蘭克福的一位詩人。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態度，就像其他人看待一場事故一樣，捲入政治，往往是無心而為。如果時間足夠的話，我想就政治和事故說上幾句。對於這個話題我已經考慮了很多。但是，請不要擔心：雖然我能寫長篇小說，但今天，我只會做一點簡短的評論。
五年前，也就是2000年，我想描述1980和90年代，卡在法蘭克福的生活狀況。為了避免犯太多錯誤，我來到了這座城市。今天的觀眾席里，有兩位為我那次法蘭克福之行提供了特別慷慨的幫助。他們帶著我四處參觀。我們一起走訪了古特魯街附近一家舊工廠後面的小公園，我書中的主人公，就是在這裡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時光。為了更好地想像卡每天是如何從住處散步到城市圖書館，並在此度過白天的大部分時間，我們步行穿過車站前面的廣場，沿著凱瑟斯特拉斯往前走，經過幾家性用品商店，然後再路過明希內爾街的幾家蔬菜水果店、理髮店和燒烤店，一直走到鐘塔廣場，剛好經過我們今天聚會的教堂前。我們還一起走進了Kaufhof商店，卡那件穿了多年、給了他不少安慰的外套就是在這裡買的。我們一起在法蘭克福的土耳其人建立起的家園的貧困區走了兩天，參觀了清真寺、飯館、社區協會和咖啡屋。這是我的第七部小說，但我現在還記得，自己當時就像個新手一樣，做了大量毫無必要的筆記，為每一個細節煩惱，還總是問「80年代，有軌電車真的通過這個角落嗎」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我在卡爾斯作調查時，也做了同樣的事情。卡爾斯是土耳其東北的一座小城，我大多數小說里的故事都發生在這裡。因為我對卡爾斯了解甚少，所以在把它當做小說背景之前，我曾多次去那裡調查。在那兒逗留期間，我逐街逐店調查該城市，遇見了很多人，交了很多朋友。我造訪過這裡最偏遠、徹底被人遺忘了的住區，它同樣是整個土耳其最偏遠、徹底被人遺忘了的城市。我和那些失業後無望再找份工作、整天泡在咖啡屋的人交談；還和中學生交談，和不管我到哪都緊跟著我不放的警察、便衣警察交談；和發行量不超過二百五十份的報刊出版商交談。
我來這裡的目的，不是要說我為什麼要寫一部叫《雪》的小說。我是想通過這個故事，進入到一個每過一天我的理解都會變得更加清晰的主題。這個主題，在我看來是小說藝術的中心問題，即迴響在我們每人頭腦中的「他者」、「陌生者」和「敵人」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如何改變自己目前身份的問題。我的問題，並非對所有小說家來說都很重要。這一點不言自明。一部小說，當然可以通過想像，將其人物置身於我們所熟悉、關心的、我們從經驗中認識到的處境中去，這可以加深對人類的了解。如果我們在小說中遇到的人物，讓我們想到自己，那麼我們的第一願望，就是讓這些人物來解釋我們是誰。因此，我們故事中的母親、父親、房子和街道，與生活中的樣子非常相似。故事發生的城市也一樣真實，如同我們親眼所見。而故事發生的國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樣子。支配文學藝術的神奇規則，會擴大普通家庭、家園和城市的意義內涵，使每個人都覺得，小說中反映的就是他們自己的家庭、家園和城市。常有人說，《布登勃洛克一家》這本書是一部自傳性極強的小說。我十七歲拿起這本書時，並沒有把它當做托馬斯·曼自己的家庭故事來讀，因為我當時對他了解很少。我認為這本書與普遍的家庭有關，這樣我才容易產生認同感。小說的神奇機制使我們能把自己的故事展現給全人類，這些故事也是別人的故事。
因此，沒錯，我們可以把小說界定成這樣一種形式：它可讓技巧嫻熟的作者將自己的故事變成與別人相關的故事。但對於藝術來說，這還僅僅是其偉大而迷人之處的一個方面而已。四百年來，它之所以吸引了眾多讀者、激勵過無數作家，原因絕非僅此而已。例如，把我吸引到法蘭克福和卡爾斯的街道上來的原因，就與此不同：它使我有機會像抒寫自己的人生一樣，去抒寫別人的人生。正是通過這類探討，小說家們才能開始去檢測，將「他者」分隔出去的標準是否合理，而在這樣做時，他們也就實現了身份的互換。他者可能變成「我們」，我們也可以變成「他者」。當然，一部小說可以同時完成這兩大功績。甚至，它可以使我們去描述自己的生活，就好像這是他人的生活。同時，它也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機會，使我們得以描述他人的生活，就好像這是我們的生活。
想進入別人生活的小說家，不一定要像我準備寫《雪》時所做的那樣，去調查別人的街道和城市。小說家如果希望自己切身體會他人的狀況，體會他人的痛苦和煩擾，那麼他首先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想像。下面，讓我來舉例說明。這個例子會讓大家想起我先前提到的文學關係：「如果有一天早上，我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蟑螂，那我該怎麼辦？」在每部偉大的小說之後，都隱藏著一位作家。他最大的快樂就是進入他人的身體，並給這身體帶來生命。他最強烈、最富有創造力的衝動，就是去試探自己身份的極限。如果有一天早上，我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大蟑螂，那麼我要做的，就不僅僅是研究昆蟲。如果我猜到，房子里的每個人看到我急匆匆地從牆上或天花板上溜過時，會感到厭惡或恐懼，如果連我自己的父母也會扔蘋果來砸我，那麼我就一定會想辦法變回卡夫卡。但是，在我把自己想像成別人之前，我可能還必須作一點調查。我最需要考慮的問題是：我們這麼急於要把自己想像成的那個「他者」，究竟是誰？
這個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東西，可用來應對我們最原始的仇恨、恐懼和焦慮。我們很清楚，這幾種情感可以激發想像，賦予我們寫作的能力。所以，一個遵守藝術規則的小說家會認識到，如果他能成功地認同「他者」，那麼，他獲得的就只有好處。他還知道，如果他能為彼此對立的他者著想，那麼這將有助於他從自我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小說的歷史，是一部人類的解放史：設想我們自己處於別人的境地，運用想像力擺脫我們的身份，於是我們便獲得了自由。
因此，笛福的偉大小說神奇地塑造出來的人物，不僅僅是魯賓孫·克魯索，還有他的奴隸星期五。《堂吉訶德》同樣神奇有力地塑造出一個生活在書本世界中的騎士，以及他的僕人桑丘·潘沙。我喜歡讀托爾斯泰最出色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作家是個幸福的已婚男子，他在書中展開想像，描寫一位女人如何先毀掉自己不幸的婚姻，然後毀滅了自己。托爾斯泰的靈感來自另一位男性作家。此人從未結婚，卻想像自己進入了對生活不滿的愛瑪·包法利的心裡。在所有寓言小說中，最偉大的是《白鯨》。作者梅爾維爾探討了他那個時代美國無法擺脫的各種恐懼，尤其是對外來文化的恐懼。而探討各種恐懼的媒介，就是大白鯨。我們之中，那些通過書本認識世界的人，如果不想想福克納小說中的黑人，就不可能真正考慮到美國南方的情況。如果福克納不能把那些人物真實地表現出來，那他的作品就會有所欠缺。同樣，我們會覺得，如果一個德國小說家希望對所有德國人說話，但是他卻未能或明顯、或含蓄地描繪出該國土耳其裔的形象，以及他們造成的社會不安，那麼這位作家也同樣有所不足。同理，一個土耳其小說家，如果不能描繪出庫爾德人或其他少數族裔的形象，如果他忽視了該國未被言說的歷史中的黑暗內容，那麼在我看來，他也只不過是寫了些空洞的東西而已。
和很多人猜想的相反，一個小說家的政治觀與他所屬的社會、黨派和集團毫無關係，或者說，與他從事的政治事業毫無關係。一個小說家的政治觀，來自於他的想像，來自於他把自己想像成他人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可以探討以前無人注意到的人類真相。這使他成為那些無法表達自身利益、憤怒沒人理睬、聲音被壓制者的代言人。一個像我這樣的小說家，絕不會對政治持有年輕人的興緻；如果他真有那種興緻，那他的動機最終不會有多大意義。今天，我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這部最偉大的政治小說時，我們不會按照作者原本的意圖去讀。儘管他寫這部小說，是為了同俄國西化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進行爭辯。我們讀這部作品，注重的是看它對當時俄國的反映。這本書向我們揭示了深鎖在斯拉夫靈魂中的偉大秘密。而只有小說，才能探討這樣的秘密。
很明顯，我們不能指望通過讀報紙、雜誌或者看電視來應對這種深沉的問題。我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