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假日時我喜歡看親戚，特別喜歡去看望叔伯們、姨嬸們、遠方的親人、年長的親戚和有地位的親戚。我們的姨嬸和年長的叔伯們一致約定，在假日期間的往來走訪里，盡量對孩子們「好一些」。他們有什麼好的都會給我們小孩——甜言蜜語、追憶往事、和悅的談話——最終，他們也真做到了對孩子們好一些。但是反過來看，這件事卻暗示著我們不願相信的另一面：對別人好，原來是很費勁的事。今年，我再次聽到那些童年的笑話，它們常常令我會回想起兒時的布谷鳥自鳴鐘。我享受著假日給伊斯坦布爾帶來的寂靜、大快朵頤地品味那一成不變的土耳其快樂。這時，我感覺到一種邪惡的存在。讓我試著來描述一下。這種邪惡，我認為，來源於絕望和忌妒。所有那些叔伯和遠親，那些親吻自己女兒的親戚們，所有那些我童年時令人敬畏的英雄們，他們都曾一度把自己當做西方人，但是現在，他們似乎失去了信仰。他們對西方感到氣憤。
宰牲節本來完全是一個宗教性的節日，藉此可以把我們的現在和過去聯繫起來。但是，在我整個童年的經驗里，這個節日以及其他的伊斯蘭節日都不是作為宗教傳統來慶祝的，而是在慶祝西化和共和。在社會中上階層，在尼尚塔石和貝尤魯，大家都重視假日本身，而對用羊羔來祭祀則毫不關心，更不用提用易斯哈格 做祭祀的事。因為這是一個假日，每個人都會穿上最正式的西式服裝。他們穿上夾克，打上領帶，用利口酒招待客人，然後所有的男男女女按照西式風格圍著一張大桌坐下，吃上一頓「西」餐。二十四歲時，我讀了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小說中的家宴和我祖母家的假日聚餐既有奇異的相似之處，又有驚人的不同。我之所以感到震驚，也絕非偶然。我的腦袋裡就是裝著這些印象而坐下來寫《傑夫代特先生》這本書的。當我們看到別的作家和我們有相似的經歷時，受到鼓舞的我們不但要去識讀差異，還要描寫，尤其是還要探討差異。我在這本書里同時講述著關於共和、西化的故事。我這第一部小說里的人物，像我的祖母一樣，為自己對西方毫無所知而焦急，就連那些保持著舊式群體精神、帶有共同目標的人也是如此。我不再喜歡這種群體精神和共同目標，但是我的親戚們在表達他們對西方的渴望和興趣時，所抱有的那種孩子氣的天真，仍然讓我心馳神往。然而，通過這些節假日的親戚往來，我注意到，在那些對日常事務、報刊標題、年長親戚所表露的憤怒而進行的討論和追憶中（這是以平常談話的方式自然進行的），有一種不安定因素：土耳其的資產階級正在遭受痛苦與憤怒，對自己的夢想已經失去了希望。
他們似乎在重新考慮西化的問題：以前盲目地相信西方啟蒙主義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因為這會誤導我們輕視傳統，偏離自己的歷史！永別了，有著老式節假日聚餐的童年時代，同時隨之一去不復返的還有人們的希望、天真和孩子氣的好奇心。在那些想西化的人中有一種真誠的願望：他們想了解怎樣才能變成西方人。這種認為可以從西方學東西的信念，在那時非常強烈，而且整個情緒也很樂觀。但到1998年我去探望親戚時，卻發現，大家開始異口同聲地詛咒歐洲，無論是在電視機前悲慘嘟囔的年長親戚們，還是他們那些如今已是富裕中年人的孩子——這些人是伊斯坦布爾的資產階級，掌握著土耳其的大部分財富，卻喜歡去巴黎或者倫敦購物。歐洲以前讓大家感興趣的東西，現已不復存在。同樣，我童年時人們去參加假日聚餐穿的夾克、領帶也永遠消失了，也許事情就該如此。因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我們對西方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只有憤怒是真實的。我們見證了自己國家與歐盟的談判，目睹了自己雖然費儘力氣想做西方人，但西方卻仍然不接受我們，明白了人家無非只是想左右我們的民主制度以及人權的內容。在這之後，我們感到了憤怒。這種憤怒折磨著那些童年夢想都已成真的老人們——現在這種情況到處都是。
他們說，在西方「也」有折磨人的現象。他們說，西方的歷史充斥著壓迫、折磨和謊言。他們說，西方真正的興趣並不是人權，而在於自己的先進性。在某某歐洲國家，他們「也」以某某方式迫害少數族裔；在某個歐洲城市，警察「也」以野蠻的暴力壓制公民中強烈的不滿情緒。其實，他們真正想說的是，如果歐洲人在歐洲犯下了罪行，那麼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繼續犯下罪行，而且甚至可以變本加厲。他們的意思也許是說，如果歐洲是我們的榜樣，那麼我們應該仿效那些虐待者、審訊者和兩面派的撒謊者。我童年度假時，見到某些凱末爾主義樂觀分子很推崇歐洲文化，推崇它的文學、音樂和服裝。歐洲是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共和國七十五歲之時，歐洲已經開始被看成是罪惡之源。
在過去的幾年裡，這種反歐情緒迅速發展，迅猛得超乎我的想像。這與具有反歐立場的報刊專欄作家的激增大有關聯，對此我毫不懷疑。這些作家寫道，歐洲「也」有折磨人的現象，「他們」迫害少數族裔，侵犯人權。這些作家抓住一切機會提醒公眾說，「他們」是如何如何輕視土耳其人及其宗教。很明顯，專欄作家們這樣做，是為了掩蓋我們自己國家濫用人權、查禁書籍、囚禁記者等現象，是為了讓這些現象名正言順。專欄作家們不運用自己的能力和筆去批判這些滋生於國內的憤慨之情，而對那些引人關注的歐洲人發起攻訐。這種事情也許可以理解，但是它引起的後果卻是專欄作家們做夢都想不到的。先是反歐、反西方，以及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辱罵，緊隨其後的，就是假日的聚餐。它成了一種聚會。大家坐在桌旁，談論著撒謊成性的西方世界的各種邪惡行徑。在連續三間房屋裡，我看到叔伯們都是這副模樣！以前，他們興高采烈地討論我們在哪一天會變得更西化。但現在，他們用街坊惡棍才會說的那種支離破碎、粗俗不堪的語言，一而再地談論西方的邪惡。這些人一生的時間都在歐洲購物，從藝術到衣著各方面都吸收了歐洲的思想，他們用西方文化將自己同下層人物區分開來，使自己的優越地位合法化。但如今，這些人都察覺到歐洲在人權方面採用雙重標準，於是轉過身來反對歐洲。他們現在想把歐洲當做鬼怪，這樣，當我們這邊有人受到折磨，或者少數族裔受到迫害時，他們就可以說，這種事情不僅僅是發生在我們這裡，還發生在歐洲。
以前，我們這裡東西方的關係很緊張。我們常常喝著利口酒，嘴裡面嚼著糖果，那禮貌的閑談時而會演變成關於左派和右派的唾罵。這時，就算你覺得這些人膚淺、天真，但只要看到這些用心良好的人目光針對的是西方，你就不會過於生氣。今天，我看不到任何昔日樂觀主義的跡象。在喝過兩杯利口酒之後，我們得作好準備，讓那些氣惱、不幸的親戚們一吐為快，以惡毒的語言談論歐洲的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