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歲時，母親送給我一本帶有鑰匙和鎖的日記本。我視它如珍寶。這本製作精美的筆記本不是外國進口貨，而是土耳其製造的。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其本質也同樣有趣。在我收到這本雅緻的綠色日記本之前，從未想過會擁有一個私人的筆記本來記錄自己的想法，也從未想到過自己可以把筆記本鎖起來，而鑰匙就放在口袋裡。這也許是我擁有的第一把鑰匙。這意味著我可以創造、擁有並掌控著一個秘密的文本。那時，這的確是一個非常私密的領域。它讓寫作的念頭更具誘惑力，因此激勵了我的寫作。此前，我從未想過，寫作是要在私下裡進行的。我只是模糊地認為，人們要寫報紙上的那種文章，寫書上、出版物上的那種文章。現在，我那上了鎖的筆記本似乎在輕聲對我說：把我打開，寫點東西，但不要讓任何其他人看。
正如歷史學家們有時提醒我們的那樣，伊斯蘭世界沒有記日記的習慣。沒有人對這個問題表示太多的關注。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學家把伊斯蘭世界不記日記的習慣當做一種缺點，認為它體現了私人空間的縮減，並且暗示了社會壓力對個人表達的鎮壓。
但是，伊斯蘭世界有很多未受歐洲影響的地方，可能也記有日記，一些發表過的、加有注釋的文本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些日記的作者可能把日記當做備忘錄來寫。他們不會為了後代而寫日記，因為他們沒有給日記作注釋或者將日記發表的傳統。大多數的日記後來都毀掉了，要麼是故意被毀，要麼是出於偶然。從第一眼來判斷，發表日記的想法，甚至把日記給別人看的想法，對日記的概念本身所含有的私密性都是一種嘲諷。寫日記用來發表的想法，暗示了某種有意識的巧詐和假冒的隱私。但另一方面，這又擴大了私人領域的概念，而且，這種做法也擴大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影響。安德烈·紀德在探討這種寫作可能性的方面，是一位先驅。
1947年，「二戰」剛結束不久，紀德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一結果並不讓人感到驚訝：七十八歲的紀德正處於聲名鼎沸時期，被擁立為法國最偉大的在世作家，而當時的法國，仍然被看做是世界文學的中心。紀德不怕說出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出人意表地談論政治事務，也可以以同樣的態度放下這一話題。他熱情洋溢地堅信，「人類的真誠」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這讓他樹敵不少，但也贏得很多崇拜者。
很多土耳其知識分子都崇拜紀德，那些對巴黎懷有敬意和心存嚮往的人尤其如此。最有代表性的是艾哈邁特·哈姆迪·坦皮納（Ahmet Hamdi Tanpınar）。紀德在獲得諾貝爾獎時，他給共和黨親西方的報紙《共和國報》（Cumhuriyet）寫過一篇文章。我知道，你們中很多人可能沒聽說過坦皮納這個人，所以在把他的文章摘要讀給你們之前，我想對他稍加介紹。
坦皮納是一位詩人、隨筆作家和小說家，比紀德年輕三十歲。今天，他的作品被當成現代土耳其文學的經典之作。左翼人士、現代主義者、西化分子都對他評價很高。保守分子、傳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也對他大加讚揚。大家都把他當自己人加以擁護。坦皮納的詩歌受到瓦萊里的影響，小說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隨筆則受到紀德的邏輯性和缺乏節制等特點的啟發。但是，土耳其讀者，尤其是知識分子如此愛戴他，不是因為他受到了法國文學的啟發，而是因為他以同樣的熱情與奧斯曼文化緊密相連，特別是與它的詩歌和音樂密切相連，在這些人眼中，他的作品不可或缺。他對前現代文化中安寧的尊嚴和歐洲現代主義，給予了同樣密切的關注。這造成了一種迷人的緊張感——坦皮納心懷內疚帶給我們的緊張感。在這一方面，他讓我們想起另一位非歐洲作家谷崎潤一郎。這位作家也知道，他們國家的傳統和西方的緊張對立是產生痛苦的一大來源。但是和谷崎潤一郎不同，坦皮納從暴力、痛苦以及這種緊張對立所製造出來的悲痛中，找不到任何快樂，他更願意探討在兩個世界中左右為難的民族所經受的悲痛和辛酸。
現在我要引用坦皮納五十年前發表在《共和國報》上的文章：
自從戰爭結束以後，國外傳來的消息帶給我的快樂，還沒有幾條可以和宣布安德烈·紀德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相比。這種可敬的姿態、這種當之無愧的贊禮，打消了我們的恐懼：因為它向我們證明了，歐洲仍然屹立著。
雖然歐洲被災難的風暴蹂躪過，雖然它的許多國家都被摧毀，雖然它可憐的人們仍在等待久違的和平，雖然還有八個國家的首都在他國的佔領下日益凋零，雖然法國和義大利仍然內亂不息，但是歐洲依然屹立著。
因為安德烈·紀德是那種世間罕有的人。單憑他的名字，就可以將文明最美好的方面奇蹟般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在戰爭時期，有兩個人經常闖進我的腦海。在那個敗落、蕭索的歐洲，在那片未來無法預測、令人絕望的黑暗中，這兩人就是我的拯救之星。第一個人就是紀德——我不知道他當時在哪——第二個就是瓦萊里，我聽說他住在巴黎，沒有酒，沒有香煙，甚至沒有麵包。
坦皮納接下去比較了瓦萊里和紀德的作品，結論是：「就是靠這兩位朋友，歐洲才得以在最純粹的形式里、最廣泛的意義中存活。通過重新創作老故事、重新樹立老故事的價值意義，他們從侵略者嘴中挽救出一種代表人性本質的文化……他們給這種文化賦予了人性的形式。」
我第一次讀到這篇文章，是很多年前的事，我記得當時我覺得這篇文章有典型的「歐洲味」，還有點做作。我覺得它做作甚至冷漠的理由是，當時數百萬人死於非命，數百萬人失去了家人、家園和國家，而坦皮納卻對一位作家缺酒少煙如此關注。作為歐洲人，我崇拜紀德不是因為他代表了歐洲，而是因為這個作家的與眾不同。而坦皮納卻把他看做整個歐洲文化的「人性的形式」，還在琢磨、擔憂他在戰爭期間做了什麼。
紀德在他那著名的《日記》（Journal）里，以隨筆作家的恣意筆調，傾注了自己所有的想法。這使我們能夠進入他那孤獨的世界，分享他的恐懼、疑惑和繁複的思想。紀德把這些記錄了自己最隱秘、最具個人化想法的筆記，交給了出版商，使這些筆記在他生前就得以發表。雖然，這可能不是現代最著名的日記，但卻受到了高度好評。《日記》中前幾卷對土耳其有些氣憤和嘲諷的評論。他在1914年巴爾幹戰爭之後，曾訪問過這個國家。
首先，紀德描寫了他在去伊斯坦布爾的火車上碰到一個土耳其青年的故事。這位帕夏的兒子在洛桑學習了六個月的藝術。此時，他胳膊下夾著一本左拉的流行小說《娜娜》（Nana）正要回伊斯坦布爾。紀德覺得此人膚淺、做作，就把他寫成了一個逗笑的人物。
紀德到達伊斯坦布爾之後，發現這座城市和威尼斯一樣令人討厭，他感到非常不悅。這裡的一切都是從別處挪來的，要麼是用錢買過來的，要麼是用武力奪過來的。伊斯坦布爾惟一一件讓他高興的事，就是離開這座城市。
「沒有一樣東西是從當地生長出來的，」他在日記里寫道，「由這麼多種族、歷史、信仰及文明的摩擦和碰撞而產生的厚厚泡沫下，沒有任何本土的東西。」
然後他改變了話題。「土耳其的服裝，是你能想像到的最丑的服裝。這個民族，跟你說實話，只配穿這樣的衣服。」
他接著大聲坦誠地宣布，在他之前的很多來客，都有一個心知肚明，但卻秘而不宣的想法，那就是：「我的心無法喜歡世界上最美麗的風景，如果我無法喜愛住在那裡的人。」
他忠於自己真實想法的願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完全否定了他正在參觀的國家：「我這次出行的教育意義與我對這個國家的厭惡程度成正比，」他寫道，「我很高興以後我不會再喜歡這裡了。」
瑞典學院讚揚紀德的作品是「熱愛真理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自蒙田和盧梭以來，在法國文學中一直必不可少」。紀德對真實記錄自己想法和印象的激情，促使他敢說他人不敢說的話。他從土耳其回去後，是這樣談論歐洲的：
我以前一直認為，不只有一種文明，不只有一種文化可以領受我們的愛、配得上我們的熱情……現在我知道，我們西方（我要說的是法國）文明不僅是最美麗的；我相信——我知道——它是僅有的文明。
紀德的話語在政治上的錯誤，為他輕而易舉地在美國的大學裡贏得了讚譽。這說明，對真理的熱愛並不總會導向政治公正。
但是，我的目標並不是要針對紀德那驚人的坦誠，或是他那粗俗的種族主義。我愛紀德——愛他的作品、他的人生和價值觀。這種喜愛的程度不亞於坦皮納。我年輕時，紀德的書在土耳其很受人喜愛。我父親的書房裡，收集了紀德所有的作品。他對老一代人來說很重要，對我也同樣重要。
我知道，如果我頭腦裡帶著兩種對立的想法去認識歐洲，那麼我就能最好地理解歐洲的概念。第一種想法是，紀德對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