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七歲時，父親神秘地失蹤了。幾個星期之後，我們得到消息說他到了巴黎。他住在蒙帕納斯一家便宜的旅館裡，正忙著在他的筆記本上塗寫東西。後來，在生命將盡之時，他把這些筆記本裝在手提箱里，留給了我。那時候，父親坐在多摩咖啡館（The Café Dome） 里時，常常可以看到讓-保羅·薩特從外面的街道經過。
我祖母習慣於從伊斯坦布爾給他寄錢。我祖父是個商人，他靠鐵路行當掙了很多錢。在祖母令人心煩的眼光看管下，父親和他的叔伯們才沒把所有的遺產耗個精光，才沒把所有的房子賣掉。祖母在她丈夫去世二十五年後，宣布錢已經用完，也不再給巴黎的波希米亞兒子寄錢。
這樣，我父親也加入到一個世紀以來流浪在巴黎街頭的土耳其知識分子大軍中。他們每個人都身無分文，悲慘可憐。像我的祖父和叔伯們一樣，父親也是一個建築工程師，很有數學天分。錢花完以後，他就應聘報紙上的廣告；他被IBM公司僱用過，還曾被派往日內瓦的辦事處。那時，計算機還要靠打孔卡來運作，大眾對計算機所知甚少。就這樣，我的波希米亞作家父親成了歐洲第一批土耳其客籍工人。
不久後，母親去和父親會合了。她把我們留在祖母那豪華、擁擠的家裡，自己坐飛機去了日內瓦。哥哥和我則要一直等到夏天學校放假才能去。而且，我們兩人必須拿到護照。
我記得，為了照護照照片，我們得長時間地保持姿勢，任由攝影師支起三腳架，在帶有壓氣皮腔的木質裝置後面蓋一塊黑布，然後在後面不停地搗弄。為了讓光線照在化學處理過的玻璃感光板上，他會突然優雅地抖動手腕，瞬間把鏡頭打開。但是，在此之前，他會先看看我們，然後說：「咦……」我覺得這個老攝影師太荒唐可笑，所以在第一張護照照片上，我是一副緊咬著嘴巴的歪臉形象。在這張照片上，我的頭髮是栗褐色的。那時，我常年都不去梳理它，為了這張護照照片才算破了個例。我當時翻看護照時，一定非常匆忙，竟然都沒發現弄錯了我眼睛的顏色，這個錯誤，我是在三十年後打開這本護照時才發現的。這件事情告訴我，護照並不是我們真實身份的證明，它只說明別人對我們的看法，這與我以前的想法恰好相反。
我和哥哥把新護照揣在夾克口袋裡，乘飛機來到日內瓦，兩人都心懷恐懼。飛機在降落時，開始傾斜著飛行。對我們兩人來說，這個叫瑞士的國家此時成了一個奇特的地方。這裡的一切，包括雲層，都立在懸崖之上，斜斜地向無限延伸。飛機轉彎結束後，機身才正了過來。我們終於弄明白，這個新國家也和伊斯坦布爾一樣建立在平坦的大地上，這才如釋重負。現在，每當我和哥哥回想起這一幕時，還忍不住大笑一陣。
這個新國家的街道比我們那裡乾淨，寬敞。商店櫥窗里的商品種類繁多。路上的車輛也更多些。這裡的乞丐，不像伊斯坦布爾的乞丐那樣空著手乞討，他們會站在窗子下面拉手風琴。在我們把錢扔給他們哪個人之前，母親會把錢用紙包好。我們那「配備傢具」的公寓，離羅納河上的幾座大橋步行有五分鐘的路程。羅納河正是在這裡注入日內瓦湖。
於是，我開始把異國生活想像成這個樣子：你在桌旁坐下，但那是以前別人坐過的地方；你使用的杯子、盤子，也是別人吃飯用過的；你睡的床鬆弛而下陷，這是多年為其他睡覺的人充當搖籃的結果。異國，就意味著是屬於別人的國家。當時我們只能接受這樣的事實，即，我們在使用的那些東西，永遠不會屬於我們。而這個古老的國家、這片異土，也永遠不會屬於我們。我母親在伊斯坦布爾的一所法語學校學習過，她讓我們兄弟倆每天上午都坐在餐廳的空桌子旁邊，努力教我們學法語，整個夏季都是如此。
直到進入一所國立小學後，我們才發現我們先前簡直什麼都沒學。父母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以為我們通過日復一日聽老師講課，就可以學會法語。課間休息時，哥哥和我會在嬉戲的孩子群中互相找尋，直到我們看到彼此，並緊緊抓住對方的手。這片異土是一個巨大的花園，到處是愉快玩耍的小孩。哥哥和我只能帶著渴求，從遠處觀望著這個樂園。
我哥哥雖然不懂法語，但他每隔三個數字倒著數數的本事，卻是整個班上最好的。而我在這個語言不通的學校里，惟一的與眾不同之處，就是我的沉默。後來，我拒絕再去上學，就像人們渴望拒絕做那種沒有人說話的夢一樣。於是，當我們被帶到各個城市、各種學校後，我開始變得內向，這倒是可以保護我免受生活的煎熬，當然它同時也剝奪了生活的豐富多彩。終於，有個周末，父母讓哥哥也退了學。他們把護照塞到我們手中，讓我們離開了日內瓦，回到伊斯坦布爾的祖母那裡去了。
我再也沒用過這本護照，即便那上面寫著「歐委會成員國」的字樣。它成了我第一次歐洲冒險失敗的紀念品。我回國的決心非常堅定。等我再次離開土耳其時，又一個二十四年過去了。我年少時對那些有護照、能去歐洲以及更遠處旅行的人，總是充滿了崇拜和嚮往。但儘管我也有很多機會可以出國，我卻始終堅信，我的命運應該就是坐在伊斯坦布爾的某個角落裡，一心一意把自己交給書本。我希望，有朝一日某些書能使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某些書則可以讓我成名。在那些日子裡，我相信自己可以通過對歐洲最偉大的作品進行深思，來更好地了解歐洲。
最終，是我自己的書促使我申請了第二本護照。我多年來閉門不出，已經把自己變成了一位作家。現在，有人邀請我去土耳其人的政治避難所——德國作巡迴演講。據說，有些人很喜歡聽我朗誦自己那些還未譯成德語的作品。我申請護照時，曾帶著幸福的希望，以為自己可以認識德國的土耳其裔讀者。但也正是這些旅途，使我開始由身份證件聯想到了身份危機。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這種危機還會讓很多其他人飽受折磨。
這裡，我很想講一個關於身份的故事。那是1980年代及其稍後的一段時間，我又坐在那些總是在夢中出現、出奇準時的德國火車上。火車從一座城市飛速開往另一座城市，一路上經過黑暗的森林、遠處村莊里教堂的鐘樓，還有站台上陷入沉思的旅客。每到終點站時，我的土耳其主人都會來接我。不論有任何的不足之處，哪怕是我沒有注意到的，他都會向我道歉。帶我去城市觀光時，他會告訴我，某某某有望出席晚上的活動。
我很喜歡回想朗誦的情景：參加者有政治避難者及其家人、教師、半德國血統半土耳其血統的年輕人。這些人希望多了解土耳其的知識分子生活。每一次聚會的參加者，還會有幾個土耳其工人和德國人。後者認為，對土耳其的東西產生濃厚興趣總是好事。
在每個城市的每一次朗誦，其情景都如出一轍。我朗誦完自己的作品後，總會有某個憤怒的青年舉起手來，示意要發言。隨後，他就開始對我大加嘲諷，說我竟敢寫些空洞的書，談論抽象美，而土耳其卻仍然處於壓迫和苦難之中。我雖然對這些苛刻的言辭予以反駁，但是，那些話還是激起了我心裡的負罪感。在憤怒的青年之後發言的，一般會是某位女性，她有著強烈的願望想要為我辯護，並激動地渾身發抖。她的提問，多半和我作品中的對稱，或者一些其他類似的精巧之處有關。接下來是一些寬泛的問題，主要問及我對土耳其、政治、將來，還有人生意義所抱的希望。我就像一位年輕熱切的作家該做的那樣，回答了這些問題。有時候，有人會藉此大做一些充滿政治術語的講演，當然其目的不是要非難我，而是針對聽眾中的某些人和事。而後，邀請我來赴會的社團領導人還會告訴我，某某演講者來自哪個左翼派別。他們還會進一步跟我解釋，演講者希望那些小分裂組織的成員從他的發言里獲取怎樣的意義。很多年輕人要求與我分享我成功的秘密，從他們那興奮的程度，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德國的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國內的人相比，並不把追求生活的雄心壯志當做什麼可恥的事。然後，有人突然會問：「你怎麼看德國的土耳其人？」這樣的問題來自於他們破碎的夢想。有人還會問：「你為什麼不多寫一點愛？」這類問題則牽涉了我的夢想。這時，大廳里的八九十個人有的開始微笑，有的開始嗤嗤竊笑，於是我知道，聽我說話的這群人彼此都認識，即使不能算關係親密，那他們至少也知道對方。當朗誦會在溫暖、友好的氣氛中結束時，一位年長的先生會對我大加讚美，然後就向一位半土耳其半德國血統的青年投去警告的目光，此人在後排和不少類似青年在大聲傻笑。這位老先生可能是位快要退休的老師，為這些青年的利益著想，他接著驕傲但卻令人失望地作了一個民族主義講演。主要是講土耳其——他們的祖國——有些如何如何優秀的作家，以及為什麼通過讀這些作家來了解祖國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老先生的美妙言辭，卻越發讓這些青年們大笑不止。
可見，這些關於身份的談話以及關於民族性的無休止的問題，只不過增添了一種家庭氣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