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著貝尤魯的一條街道散步，那是伊斯坦布爾橫跨歐洲部分最歐化的地段，我在那裡偶遇一家舊書店。我熟悉這條狹窄、蜿蜒的街道，這裡有不起眼的修理店，賣鏡子、傢具的小店，還有簡陋的餐館。眼前出現的，還是個新去處，所以我走了進去。
我所看到的書店，根本不像伊斯坦布爾原來那些經營滿是灰塵的手稿以及印刷材料的二手書店；這裡沒有布滿灰塵的書塔，也沒有堆積成山的書籍等著定價。一切都打理得整潔、有致，那陣勢就像是已開始在當地迅速激增的古董店；甚至連那些書籍都已經分門別類。所以這是一個「古董」式的書商，這種類型的書商正在取代該地區以前的商人。我鬱鬱不樂地看著書架，看到架上用封皮包好的書就像訓練有素的現代軍隊里的士兵一樣，筆挺地站立著。
在一處角落裡，我看到一長架的希臘法律書籍。這些書或許是一個希臘律師的，他也許已經去世，或者很久前就移居到了雅典。因為，對購買這些舊法律書籍感興趣的希臘人，在這座城市已經所剩無幾。所以我猜測，書商選擇把這些書放在空架上，只是想展示它們漂亮的封面。我把書拿起來，撫摸著它們，書的封面和內容對我沒有多大吸引力。讓我覺得神往不已的，反而是這些書最早的主人。他們的家系可能追溯到拜占庭帝國時期。隨後，我注意到旁邊的一些書籍。阿爾貝·索列爾（Albert Sorel）寫於20世紀早期的八卷本大作《歐洲和法國革命》（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都擺在這裡，我在二手書店也經常看到。小說家納希特·西里·奧里克（Nahit Sirri Örik）發現了這部作品與我們時代的關聯。於是，他把這部厚厚的巨著翻譯成土耳其語，然後由正在西化的共和國國家教育部出版發行。不管在家中講什麼語言——希臘語、法語，或是土耳其語，很多土耳其知識分子都讀了這部作品。但是我很清楚，他們讀這部作品，不是為了像法國人那樣尋找該書與自己的記憶以及過去的聯繫，而是在書中搜尋自己的將來，搜尋自己的歐洲夢。
我是那種糊裡糊塗生活在歐洲邊緣，只與我們自己的書相依為伴的人。對像我這樣的人來說，歐洲總是象徵著夢想，一種對於將來的想像。它是一個幽靈，有時讓人渴望，有時令人生畏。它是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或者也是一種危險。它是將來——但從來不是記憶。
因此，在力所能及對其加以充分表現的情況下，我自己對於歐洲事物，與其說是記憶，還不如說是夢想的虛構：我對歐洲沒有真實的記憶。我有的，只是一個在伊斯坦布爾度過一生的人對歐洲的夢想和幻覺。七歲時，我在日內瓦度過一個夏天，當時父親在那裡當工程師。同名的日內瓦泉四周，聳立著許多人家，我們的住房就坐落其中。我生平第一次聽到了教堂的鐘聲，但並未覺得自己融入了歐洲，而是覺得自己來到了基督教的世界。我滿懷驚訝和崇敬地走上歐洲街頭，就像那些在煙草行業掙到錢，再拿到歐洲去揮霍的土耳其人，也像眾多去歐洲尋求政治、經濟避難的另外一些土耳其人。但是，我可能不習慣這種高度的自由，所以，對在商店櫥窗里、電影院里、人們的臉上、城市的街道上所看到的東西，我沒什麼記憶。那無非是第一次對想像中的未來投去的匆匆一瞥而已。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歐洲之所以有趣，僅在於它是對將來的想像。還有，它是一種威脅。
很多生活在歐洲邊緣的知識分子，對於這種將來都有執迷的關注。因為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能夠在伊斯坦布爾的書商那裡，發現有索列爾的歷史書在出售。一百三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家俄國報紙上發表文章談到了他對歐洲的印象。他問道：「那些讀報紙雜誌的俄國人，還有誰對歐洲的了解不比對俄國的了解強兩倍？」然後，他又半是憤怒，半是嘲諷地加上一句，「實際上，我們對歐洲的了解要強十倍，我只說『兩倍』，是不想冒犯他人。」對很多生活在歐洲邊緣的知識分子來說，這種對歐洲倍感困惑的興趣，是一個可以追溯到數世紀前的傳統。在有些人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過激言辭會冒犯他人，而另外有人卻把過激言辭看成是一種自然、不可或缺的過程。這兩種不同看法的爭執，孕育了一種文學。它時而乖張易怒，時而具有哲學性或諷刺性。讓我最感到親切的，正是這種文學，而不是歐洲、亞洲偉大的傳統。
我們這種傳統的第一原則，是每個人都必須選定立場。關於歐洲的爭論，在土耳其由來已久，到1996年又重新激烈起來。此時，穆斯林繁榮黨已經進入聯合政府。而每一輪新的爭執，一開始都在試圖對歐洲夢幻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噩夢般的醜陋形象加以界定和拋棄。每個人，不管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伊斯蘭教主義者，是社會主義者還是社會名流，在這件事情上都有話可說。而關於我們應該討論哪一個歐洲——人道主義歐洲、種族主義歐洲、民主歐洲、基督教的歐洲、技術的歐洲、富裕的歐洲、尊重人權的歐洲，我則聽到了太多警告。這使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厭倦了餐桌旁的宗教討論、索性放棄信仰上帝的小孩。有一段時間，我希望忘掉我聽到的一切關於該話題的內容。但是，我還是樂意和歐洲讀者們一起分享某些記憶，分享那些歐洲邊緣人的私密生活。以下是生活在伊斯坦布爾的我們，認定自己歐洲身份的幾種方式：
1.我從孩提時起，就常常在我那西化的中上產階級家庭里聽到一句話：「他們在歐洲就是這麼做的。」如果你在起草關於捕魚的新法律，給家裡挑選新窗帘，或者在謀算你的敵人，此時只要一講這些神秘的字眼，那麼你馬上就能讓有關方法、顏色、風格或內容的討論戛然而止。
2.歐洲是一個性感的天堂。與伊斯坦布爾相比的話，這種說法算是一個相當準確的猜測。我和很多書獃子同胞一樣，在歐洲進口的雜誌插圖上，第一次看見裸體女人。這肯定是我對歐洲的第一，也是最深刻的印象。
3.「如果歐洲人看到這件事，他會怎樣想？」這句話既表明了一種恐懼，也表明了一種願望。我們擔心，他們在看到我們與他們做事不一樣時，會責備我們。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減少監獄裡的虐待事件，或者至少讓人找不到虐待的痕迹。有時我們卻又很高興地向歐洲人展示，我們與他們是多麼的不同。比如，我們要會見伊斯蘭激進恐怖分子，或者，我們希望第一個槍殺教皇的人，是一個土耳其人。
4.人們說：「歐洲人總是殷勤、精緻、富有教養、風度高雅。」之後，又常常會加上一句，「但是，如果他們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而他們提供的例子，則能反映出其民族主義憤恨的程度之深，「當巴黎的計程車司機發現我給的小費太少時……」，或者，「你不知道他們還組織了十字軍東征？」
在所有這些看法中，歐洲人的形象處於一種要麼全是、要麼全非的位置。在我這種生活在歐洲邊緣、對歐洲有著執迷興趣的人看來，歐洲首先是一個不停改變面貌和特點的夢想。我這一代人，以及我們之前的數代人，很大程度上比歐洲人自己更熾熱地相信這個夢想。這是在土耳其和歐盟談判變得如此激烈和困難之前的事。
既然我的一生都在伊斯坦布爾跨歐洲海岸的地方度過，換句話說，是在歐洲度過的，所以在地理意義上，我很容易就認定自己是歐洲人。但是，在伊斯坦布爾，在寫這篇文章時所造訪過的那種書店裡，惟一展現出這種身份認同的標誌，就是阿爾貝·索列爾那些在上個世紀被翻譯成土耳其語的書籍。人們現在是否已經不再問及《18世紀東方問題》（La question d''Orient au Dix-huitième Siècle）這本書了？因為這本書原文是用阿拉伯語出版的，我們沒有人能讀懂。而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初期開始採用拉丁字母體系，是否是為了顯得更加歐化？還是因為，我們已經開始漸漸覺得，歐洲太令人困惑、難以捉摸，那可是我們以前做夢都想不到的？到底怎樣，我也說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