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阿瑟·米勒和哈羅德·品特一起來到伊斯坦布爾。當時，他們可能是世界戲劇界名頭最響的兩個人物。但是很不幸，他們來到伊斯坦布爾不是因為有什麼戲劇或文學活動，而是因為當時的土耳其無情地限制言論自由，使很多作家在監獄裡飽受折磨。1980年，土耳其發生了一次政變，成千上萬的人被關進監獄。像往常一樣，受到最殘酷迫害的還是作家。現在，當我翻閱那時的存檔報紙和年鑒，想了解那段日子的情況究竟是怎樣時，我很快就能看到一些最為典型的形象：人們坐在法庭里，兩邊圍著憲兵，這些人都剃著光頭，隨著訴訟的進行不停地皺眉。這些人里有很多是作家。阿瑟·米勒和哈羅德·品特來伊斯坦布爾，就是為了見他們以及他們的家人，並提供幫助，讓全世界都關注他們的苦難。他們的這次來訪，是由國際筆會——詩人、劇作家、編輯、散文家和小說家國際協會——與赫爾辛基監管會合力安排的。我去機場迎接了他們，因為我和一位朋友要給他們做嚮導。
有人推薦我來做這份工作，不是因為我那時和政治有什麼牽連，而是因為，我是一個英語流利的小說家。而我之所以欣然答應，也不僅僅因為這能給身陷麻煩中的作家朋友們提供幫助，還因為我可以藉此和兩位文學巨人待上一兩天。我們一起參觀了處於掙扎之中的小出版社，黑暗、滿是灰塵、瀕臨倒閉的小雜誌總部，亂成一團的編輯部，還有那些受苦的作家與家人，他們的房子，他們常去的餐館。在此之前，我只是站在政治世界的邊緣，從來不想介入其中，除非是被迫而為。但是現在，當我聽到那些令人窒息的關於鎮壓、殘酷和邪惡猖獗的故事時，負罪感讓我介入了政治，正如同踏實感也是讓我介入政治的另一個因素。但是，同時我又感到一種同樣強烈卻與之相反的願望：要保護自己免受政治之害。除了寫優美的小說，我應該別無他求。我和我的朋友乘計程車帶著米勒和品特，在城市的車流中穿梭，去參加一個又一個拜會。我們討論街上的小販、馬車、電影海報以及戴圍巾或不戴圍巾的女人。她們戴不戴圍巾對於西方的看客來說，總是那麼耐人尋味。我對一件事情印象尤為深刻，直到現在，它還常常在我腦海中浮現。它發生在客人下榻的希爾頓酒店。在一個很長的走廊盡頭，我和朋友有些激動地低聲交談著，而另一端，米勒和品特也在陰暗處以同樣壓抑的激動情緒在低語。
我們在參觀過的每一個房間，都能明顯地感覺到同樣緊張的抑鬱。在一個又一個房間里，困惑的男子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煙，這是一種由自尊和負罪感營造出來的氛圍。有時，這種感情會公開地表露出來；有時，我只能通過自己的感覺，或是從別人的手勢和話語里體味到這種情緒。我們會見的作家、思想家和記者，多數都把自己當做當時的左派分子，因此可以說，他們的麻煩與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所看重的自由有很大的關係。二十年過去了，當我看到現在這些人中有一半——或者大概有一半，我沒有確切的數字——已加入了與西化和民主格格不入的民族主義同盟時，我當然會感到悲哀。而近來發生在中東的事件，已經讓那些相信民主就是未來的人偃旗息鼓。
然而，當時做嚮導以及後來相類似的經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印象其實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現在，我想藉此機會再次強調：不管處在哪個國家的環境之下，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都是普遍的人權。現代人對這些自由的渴求，不亞於處於飢餓中的人對麵包的渴望。它永遠不應受到限制，哪怕是打著民族主義情緒、道德敏感或者希求國際利益的旗號。如果西方世界以外的國家在恥辱中遭受著貧窮，那不是因為它們享有言論自由，而恰恰相反，那正是因為它們沒有言論自由。但我們也會看到，那些為了逃離經濟困難和殘酷鎮壓而移民到西方或北方世界的人，他們有時會發現自己在富裕的國家裡反而受到更殘酷的種族主義虐待。對這些移民在西方，尤其是在歐洲所遭遇的仇外現象，我們一定要加以警惕。詆毀移民和少數民族的宗教、民族之根，或是詆毀他們身後的祖國讓他們遭受了壓迫，對這些傾向，我們也一定要加以警惕。但是，要尊重少數民族的人權，尊重他們的人性，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容納一切信仰，或者容忍那些為了尊重少數民族道德準則而攻擊，或企圖限制思想自由的人。我們中有些人對西方有較好的了解，有些人對生活在東方的人懷有更多的愛，有些人則像我一樣想同時兩者兼顧。但是，這種種關係，這種試圖了解的願望，都不應該成為我們尊重人權的障礙。
我向來難以非常清晰地表達出我的政治判斷，我覺得很做作，似乎我在說的事情不是很真實。這是因為，我知道我必須把生活的想法轉成單一聲音的音樂和單一的視角。而我畢竟是一個小說家。我生活的世界，有些暴政和壓迫的受害者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會突然變成壓迫者。但我知道，保持堅定的信仰本身是很困難的，有時堅定的信仰本身就是背信棄義。的確，我還相信，我們大多數人都同時有矛盾對立的想法。寫小說的快樂就來自於探討這種很特別的現代思想狀態——人們總是自我矛盾。因此我相信，言論自由非常重要。它讓我們能夠發現生活中被社會所掩藏的各種真理。同時，我從自己個人的經驗認識到，我先前提到的恥辱和自尊，也有它們的作用。
讓我再講一個故事，它也許能解釋二十年前我帶著米勒和品特參觀伊斯坦布爾時，我所感覺的恥辱和自尊。在他們來訪後的第十年，我發現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很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我事前可沒想到情況會這樣。這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巧合、良好的願望、氣憤、負罪感和個人的忌妒，而根本不是因為我寫的書，因為實際上，這與言論自由有關。大概就在此時，一位印度作家，趕到伊斯坦布爾來拜訪我。他是一位上了年紀的紳士，是聯合國派駐我們這裡的言論自由報告團成員。碰巧，我們也是在希爾頓酒店見面。剛在桌前坐下，這位印度紳士就問了一個問題，那問題至今仍在我腦海里奇怪地迴響著：
「帕慕克先生，你希望在小說中探討你們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卻又避免捲入其中，是害怕受到起訴嗎？」
接下來是一段長長的沉默。我被他的問題難住了，於是想啊想啊想啊。我陷入了一種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絕望。很明顯，聯合國來的這位先生想問的是，「考慮到你們國家的禁忌、法律禁令和高壓政策，你的書里還有什麼東西沒說出來？」但是因為他——也許是出於禮貌？——已經要求坐在他對面的這位熱切、年輕的作家就自己的小說來回答這個問題，所以缺乏經驗的我只能按照字面的意思來理解他的問題。十年前，和今天相比，更多的題材被法律和國家的高壓政策所禁止。當時我把那些題材一一想遍，卻沒發現任何我想「在小說里」進行探討的題材。然而我知道，如果我說，任何我在小說里想寫的東西我都可以談，那麼我又在給人一種錯誤的印象，因為，此前我已經開始經常吵吵嚷嚷，談論我小說「之外」所有的危險題材了。甚至，就因為那些題材被禁，我不是還經常生氣地幻想著要在小說里寫那些題材嗎？考慮完這一切，我立刻為我的沉默感到羞恥，然而卻又深深意識到這一事實：言論自由與自尊心和人的尊嚴有關。
很多受我們尊敬和重視的作家都選擇表現那些被禁的話題，純粹是因為題材遭禁一事對他們的自尊是一種傷害；我通過自己的經驗認識到了這一點。因為，如果說住在其他房屋裡的其他作家沒有自由的話，那麼就沒有任何作家會有自由。全世界的國際筆會作家所感受到的踏實感正是以這種精神為特點。
有時，我的朋友會公正地告訴我或者其他人：「你所說的，是錯誤的；要是你改變措辭，讓大家都不覺得受到冒犯，你就不會有現在的麻煩了。」但是改變措辭，將其包裝成大家都能接受的樣子，成為這類競技場的能手，這有點像勾結海關進行走私活動，就算成功的話，也不是什麼好事，因為這樣會產生恥辱感和墮落感。
思想自由，是那種可以表達內心深處的憤怒所帶來的快樂。我們剛才已經提到，榮譽和人的尊嚴都取決於此。所以現在讓我們問自己：輕視文化和宗教，到底有多少「合理性」？或者更切題地說，以民主和思想自由的名義無情地轟炸其他國家，到底有多少「合理性」？今年，國際筆會的主題是理性和信仰。在伊拉克戰爭中，將近十萬人遭到無情、殘暴的殺戮。這既沒有帶來和平，也沒有帶來民主。相反，它點燃了反對西方國家的民族主義怒火。對那些在中東爭取民主和世俗主義的少數人來說，事情已經發展到非常複雜的地步了。這場野蠻、殘酷的戰爭，見證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恥辱。而像國際筆會這類的組織，像哈羅德·品特和阿瑟·米勒這樣的作家，才是真正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