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偏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了一種新式「經濟型」文體，它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特別是對那些帶有格言警句傾向、愛寫作家介紹的文人們。海明威、菲茨傑拉德以及其他一些美國作家在兩戰期間建立了這種風格，後來其演變成了一種文學規則。任何頭腦健全的作家都要以此為標準，即，他們在描寫場景時應該越簡短越好、字數應儘可能得少，並且杜絕重複。
托馬斯·伯恩哈德不願做一個看起來頭腦正常的經濟型作家。重複，是構成他小說世界的基石。他那些孤獨、困惑的主人公們喜歡到處遊盪，迷執地發泄狂怒的激情，並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同樣的古怪行為。非但如此，伯恩哈德自己在以驚人的能量來描述那些事件的進展同時，也會不停地重複那些相同的句子。所以，在《水泥地》（crete）里，伯恩哈德塑造為寫一篇聽力方面的論文而耗費精力多年的主人公時，並沒有像傳統小說家那樣直截了當地說，「康拉德經常認為社會一無所是，而他自己寫的作品才最有意義」，相反，他通過主人公永無休止的重複，表達了這個觀點。
伯恩哈德的循環觀讓理性主義的讀者很難理解。但這些想法並非氣憤的吼叫、詛咒、尖叫以及穢言穢語，然後僅以感嘆號結尾了事。我們通過讀伯恩哈德的書得知，所有奧地利人都是白痴，後來又發現，德國人和荷蘭人也都是白痴。我們得知醫生們一概是怪物，而大多數藝術家則愚蠢、膚淺和拙劣。我們還看到科學界為冒牌的專家所掌控，音樂界是騙子的天下；貴族和富人是寄生蟲，而窮人則是投機詐騙分子；大多數知識分子輕佻無知、沉溺於矯揉造作之中，大多數年輕人則愚蠢低能，對什麼事情都樂得嘲笑一番；我們還看到，人類最持久的渴求就是欺騙、壓迫、毀滅他人；某某城市是世界上最令人厭惡的城市，某某劇院不是劇院而是妓院；某某是迄今最偉大的作曲家，某某是迄今最偉大的哲學家，而既然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作曲家或哲學家值得一提，那麼也就表明，所有作曲家和哲學家都是「冒牌貨」……
托爾斯泰和普魯斯特用美學的盔甲來保護自己以及他們書中的主人公，這樣可以確保其虛構的世界不像伯恩哈德的小說世界那樣，充斥著過多的抨擊性內容。在讀托爾斯泰和普魯斯特時，用伯恩哈德的話來說，我們可能將書中那些抨擊看做「一個痛苦的貴族或一個自以為是但不失同情心的主人公所具有的矯揉造作」。而在托馬斯·伯恩哈德的世界裡，那些抨擊卻起著支柱的作用。在注重「平衡」的托爾斯泰和普魯斯特這類作家的作品裡，我們也許能把這種過分的重複當做「人類德行和過失之世界中的一頁」。但在伯恩哈德這裡，過分重複則是整個世界的具體例證。大多數對描繪「人世萬象」感興趣的作家會把「迷執、變態和過度行為」推至邊緣，但是伯恩哈德卻將其放在中心，而且反過來，把被我們稱為人生的其他那部分經驗推到了邊緣，這部分內容只出現在很小的細節上，其存在恰恰是為了諷刺我們那些所謂的人生。
這些攻擊和詛咒的力量來自於執迷。如果說，我對這些執迷的攻擊和詛咒感興趣，那一方面是因為伯恩哈德無窮無盡的語言能力，另一方面是因為主人公所處的境況。憤怒給伯恩哈德的主人公們提供了保護，使他們免受世上的邪惡、愚蠢和痛苦之害。伯恩哈德的主人公們不像某些自信、成功、有教養的人士那樣，滔滔不絕地咒罵他人，貶低他們，輕視周圍的人。這憤怒出於對隨時可能發生的災難有切身的了解；對人的本質痛苦地接受。而也正是憤怒，讓他的主人公們沒有垮掉，讓他們還依然站立著。在書中，我們能反覆看到如此的描述：這個或那個人「不能站穩腳」，「最終被消滅了」，「在一個角落裡日益枯槁」，「最後也被壓垮了」，等等。伯恩哈德的主人公們雖然被殘酷和愚蠢的行徑所包圍，但對他們來說，別人的毀滅給他們提出了危險的警告。這種觀點用他們的話可以這樣表達：對那些願意忍受、堅持、剋制、依然站立不倒的人來說，必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詛咒這個世界，其次就是要把這種渴求轉變成深刻的、富有哲學意義的事業，或者說，最起碼也得放任自己的執迷。但一旦我們生活的世界落到由執迷來界定的地步，我們也就從此會變得與我們無法擺脫的醜陋生活一樣卑下了。
在《修正》（Corre）里，和維特根斯坦有相似之處的主人公全副心思都放在一部未竟的傳記上面，為寫這部傳記，他要花很多年時間來進行調查。他的姐姐認為他的做法是在阻礙他的成功，因此他滿腦子裡充滿了對姐姐的仇恨。《實在》里的主人公也是如此，他一心一意撲在有關「聽力」的著作上，也被自己的寫作環境弄得心神不安。《伐木者》（Woodcutters）里那個迷人的主人公也有類似的情況：他把維也納所有最讓他痛恨的知識分子都請來赴宴，而實際上他高度熱情地招待客人，只是為了表達對那些人更強烈的憎惡之情。
瓦萊里曾經說過，人們斥責粗俗，實則是在表現他們對粗俗的好奇和喜愛。伯恩哈德的主人公們也總是離不開他們最討厭的事情，他們想出各種辦法煽動仇恨。實際上，他們的生活離不開憎惡和鄙視。他們憎恨維也納，但是卻跑著趕往那裡；他們憎恨音樂界，但離開它又活不下去；他們憎恨姐妹，但是又要把她們找出來；他們痛恨報刊，但是又忍不住要看；他們嘲笑知識分子的閑談，但是缺了它又難過不已；他們憎惡各種文學獎項，卻又會穿上新衣急急忙忙衝過去領獎。這些人為了免受他人指責而一直奮鬥，這方面也令我們想起了《地下室手記》里的主人公。
伯恩哈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相似之處。在主人公的執迷和激情方面還有卡夫卡的影子，如他們對絕望和荒謬的反抗。不過，伯恩哈德的世界與貝克特更接近。
貝克特的主人公們並不怎麼抱怨周圍的環境；對自己遭受的災難也並不過分在意，反而更關注自己的精神痛苦。而伯恩哈德的主人公們不管如何努力想逃離精神痛苦，但他們總還是樂於接受外面的世界；為了逃離心中的痛苦，他們接受了外面世界的混亂狀態。貝克特儘可能地試圖抹殺因果鏈，而伯恩哈德對此則極為關注，且態度認真嚴肅。伯恩哈德塑造的人物拒絕向疾病、失敗和不公正低頭；他們懷著瘋狂的怒火和魯莽的意志堅持抗爭，儘管結局慘烈。但即便這些人最終都失敗了，我們看到的卻並非失敗或屈服，而是他們執著的爭辯和抗爭。
如果我們想找另一個作家作嚮導，引領我們進入伯恩哈德的小說世界，那麼路易-費爾丁南·塞利納（Louis-Ferdinand e）是最好的人選。像塞利納一樣，伯恩哈德也成長在一個貧窮的家庭里，這樣的家庭要通過奮鬥才能生存下去。他的父親早逝，在戰爭期間他飽受貧困，還染上了肺結核。像塞利納的小說一樣，伯恩哈德的小說主要是自傳性作品，裡面記錄了永無休止的戰鬥，充斥著各種苦難、怨恨和失敗。像塞利納斥責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和埃爾薩·特里奧萊特（Elsa Triolet）這類作家、指責他的出版商伽利瑪公司一樣，伯恩哈德對那些跟他握手、給他頒獎的老朋友和機構也總是惡語相加。《伐木者》是一部完全自傳性的作品，其故事描述的是伯恩哈德在奧地利為一些朋友和相識舉辦的一次宴會，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侮辱這些朋友。雖然在塞利納和伯恩哈德內心的地獄裡，都燃燒著火焰，但他們使用的語言卻大相徑庭。塞利納喜歡在極為簡短的句子後使用省略號，而伯恩哈德的創新之處，卻在於使用不受段落束縛的句子：這種句子沒完沒了地重複著循環式的侮辱，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重複著省略號式的侮辱。
當雲消霧散時，我們在伯恩哈德的小說里看到的，是一連串可愛、殘忍、有趣的小故事。儘管惡罵不斷，伯恩哈德的作品並不富有戲劇性。相反，它們是一個又一個故事的累積。我們從作品裡得到的意義，不是來自整本書，而是來自書中零散分布的小故事。如果我們記得，這些故事的內容主要就是閑扯、侮辱，以及對「所謂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殘酷描述，那麼我們就有理由相信，伯恩哈德的小說世界不僅與我們的生活非常相似，而且有時也與它的精髓很接近。伯恩哈德表達出來的殘酷抨擊和過度憎恨，是我們在生氣時都會採取的態度，但是他能繼續深入，並將其打造成「優秀藝術」。
也正因為如此，飽受他侮辱的報刊開始越來越關注他；屢遭他唾棄的文學獎評委會，也不停地將更多獎項頒給他；頻頻受他嘲諷的劇院，開始越發熱切地上演他的劇本，這使他對藝術的憎恨碰上了麻煩。讀者們發現他們最渴望信以為真的故事，在現實里也僅僅是故事時，便覺得自己受騙了。因此，這也許是一個大好時機，它讓讀者明白，小說家生活的世界與作品人物所在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如果你堅持認為這個虛構的另外世界是自傳性的，並且作品所有的力量來自真實的憤怒，那麼，你就應該在讀過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