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閱讀 40、阿爾貝·加繆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在回想讀過的作家時,總會回到過去的世界,即我們在初讀那些作家時所認識的世界。我們會重新想起他們最初在我們心裡激起的渴望。如果我們喜歡某個作家,那並不是因為他把我們引入了一個至今縈繞我們心頭的世界,而是因為,他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成為現在的模樣。加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博爾赫斯一樣,對我來說,都屬於那種必讀的作家。這種作家的文章會把人帶到一個有待填充意義的地帶,而且它暗示出,一切含有形而上學意圖的文學作品都像人生一樣具有無限的可能性。這些作家,如果你在年輕時懷著理性的希望讀他們的作品,你就會受到激勵,寫出同樣出色的作品。

我讀加繆的作品,是在接觸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博爾赫斯的作品之前。當時我十八歲,在我父親,一個建築工程師的影響下,讀了這本書。20世紀50年代,伽利瑪出版公司接二連三出版加繆的書籍。我父親如果不能在巴黎親自買書,他就會安排人把書送往伊斯坦布爾。在仔細地讀完這些書之後,他還很樂於談論這些作家。儘管他一次又一次地嘗試用我能理解的語言來講述「荒誕哲學」,但還是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為什麼「荒誕哲學」讓他如此著迷:這種哲學並非來自於西方的偉大城市或其引人注目的建築、紀念碑及房屋,而是來自於一個如同我們國家一樣,部分現代化、部分伊斯蘭、部分地中海的邊緣化世界。加繆的《局外人》(The Stranger)和《鼠疫》(Plague)以及其他很多短篇小說,都發生在他童年生活的地方,而他對陽光燦爛的街道和花園所作的細緻動人的描寫,則既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加繆是一個文學上的傳奇:我父親深深折服於他的早期盛名,而加繆的死也讓父親感到無比震驚。據說依然年輕英俊的加繆死於一次交通事故——各家報紙都熱衷於將其稱為「荒誕」事故。

像其他人一樣,我父親在加繆的文章里找到了青春的光環。現在我也有這種感覺,雖然青春的光環這一說法如今能反映的東西,已經超出了作者的時代和世界觀。現在,我再讀他的作品時,彷彿覺得加繆書中的歐洲還是一個富有朝氣、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彷彿它的文化還沒有分裂,彷彿通過對物質世界的思辨,你就基本上可以看清它的本質。這一點反映了戰後的樂觀主義,就像獲勝的法國要重申它在世界文化上,特別是在文學方面的中心地位。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來說,戰後的法國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理想,這不僅是因為它文學的偉大,還因為其歷史的偉大。今天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使存在主義和荒誕哲學在20世紀50年代的文學領域中獲得如此威望的,正是法國文化的卓越地位。其影響並非局限於歐洲範圍,還波及了美洲和非西方國家。

正是這種年輕的樂觀主義,促使加繆在《局外人》中,把法國主人公輕率地殺害一個阿拉伯人的事件描述成哲學問題,而非殖民問題。因此,當有哲學學位的聰明作者談到氣憤的傳教士,或者苦苦追求名氣的藝術家,或者騎自行車的跛子,或者和情人一起去海灘的男子時,他可能早已神遊萬里,陷入令人目眩、富有啟示的形而上的沉思中。在所有這些小說里,他像一位鍊金術士把賤金屬變成細工飾品一樣,通過重組生活中的平凡細節,寫出精緻的哲學作品。而這一切的基礎,就是法國哲學小說的悠久歷史。加繆和狄德羅一樣,都屬於這個傳統。加繆的獨特性,在於他輕而易舉就融入了這一傳統,它帶有海明威式的短句和現實主義的敘述風格,它離不開尖酸巧智,離不開稍帶書生氣、有點權威的腔調。雖然這些小說屬於涵括愛倫·坡和博爾赫斯在內的哲學短篇小說傳統,但它們的華彩、活力和氣氛,都得力於小說家加繆的描述能力。

讀加繆的作品,讀者不可避免地會對兩件事印象深刻:加繆與其作品主題之間的距離;加繆與他那柔和、近似於低聲細語的敘事方式之間的距離。他似乎總在猶豫,要不要帶讀者進入到故事的深處,還是把我們懸置在作者的哲學擔憂和文本本身之間就算了事。這也許反映了加繆在生命最後幾年裡所遭遇的文思枯竭的難題,這是毀滅性的難題。有人在《啞巴》(The Mute)開頭的段落里看到了它的端倪。在這本書中,加繆有意識地提到了變老的問題。在另一個短篇小說《工作中的藝術家》(The Artist at Work)里,我們也能感覺到,加繆在生命最後階段里的生活過於激蕩,而且名譽也成了太過沉重的負擔。但真正摧毀加繆的,毫無疑問就是阿爾及利亞戰爭。作為一個法裔阿爾及利亞人,他對地中海世界的愛與對法國的忠誠無法調和,他最終被壓垮了。雖然他明白,正是戰爭激起反殖民的怒火和暴力的反抗,但他並沒有像薩特一樣採取強硬姿態反對法國。因為當時,他的不少法國朋友正被爭取獨立的阿拉伯人用炸彈奪去生命,或者,按照法國新聞界的說法,這些朋友是被「恐怖分子」奪去生命的。因此,他選擇了沉默。薩特在好友加繆去世以後,寫了一篇動情、感人的文章,裡面探討了加繆有尊嚴的沉默里所隱藏的深重困惑。

迫於選擇立場之苦,加繆選擇了在《來客》(The Guest)里探討他所謂的心理地獄。這篇完美的小說告訴我們,政治不是我們熱切為自己作出的選擇,而是我們被迫接受的不幸事故。這樣有特點的刻畫,人們想不接受都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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