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以前所說，雖然有些作家曾教給我們很多關於生活、寫作和文學的知識，雖然我們也曾滿懷熱愛和激情閱讀他們的作品，但他們只存在於我們的過去。假如我們後來還會重溫這些書，那也並非因為它們仍然吸引著我們，而是僅僅是出於我們的懷舊之心——能回到我們初讀這些作品的時刻，那是一種快樂。海明威、薩特、加繆，甚至福克納都屬於這一陣營。今天，當我又拾起這些作家時，我並非期待能發現新的深刻見解來讓自己激動不已，只希望回憶一下，當初它們是怎樣影響了我，怎樣塑造了我的靈魂。我可能偶爾會對這些作家有一種強烈渴求，但已不再需要他們。
另一方面，每次我之所以拿起普魯斯特的書，那一定是因為我想提醒自己，這位作家對書中主人公的情感有著怎樣持續細緻的關注。而讀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因為我想提醒自己要關注他的深度，儘管他也有種種其他的焦慮和觀點。這些作家之所以偉大，一部分原因似乎和我們對他們的深切熱望有關。納博科夫的作品我也喜歡反覆閱讀。我擔心自己會永遠放不下這位作家。
當我忙著準備行李箱，要踏上度暑的旅程時，當我動身去旅館，要在那裡完成最近在寫的小說之時，當我把翻舊了的《洛麗塔》（Lolita）、《微暗的火》（Pale Fire）和《說吧，記憶》（Speak, Memory）（在我看來，這是納博科夫最好的散文作品）裝進行囊中時，為什麼我總覺得，自己裝進去的彷彿是一盒良藥？
這良藥就是納博科夫文章的美。但是我所說的美還不足以說明道理。因為，在納博科夫書中美的表象之下，總隱藏著陰險可怕的東西，隱藏著有點殘酷的味道，他在自己作品的標題里就曾使用過陰險可怕一詞。如果美的「永恆」是一種幻想，那麼這種觀點本身也反映了納博科夫的人生和時代。難怪我會被這種美深深打動，這是一種與殘酷和邪惡簽訂的浮士德契約式的美。
讀到那些著名的場景——洛麗塔打網球；夏洛特慢慢地走入鏡湖；亨伯特，在失去洛麗塔之後，站在路旁的小山頂上，聽著小鎮上（沒有雪的布勒赫爾鎮）孩子們玩耍的聲音，然後在樹林里碰到他年輕時愛過的一個人；《洛麗塔》後記里的內容（儘管只有十行，作者卻說他寫了一個月）；亨伯特去卡爾斯比姆城理髮；或者《阿達》（Ada）里喧鬧的家庭場景——我對此的第一反應就是生活即是如此。作者在跟我們訴說我們已經知道的內容，但是他那驚人、堅定的坦誠讓我們立即就熱淚盈眶。納博科夫，這位自豪、自信，對自己的天分有準確把握的作家曾經說，他自己善於把「恰當的字眼放在恰當的地方」。「恰當的字眼」，福樓拜用這個術語來表示遣詞造句的非凡能力。納博科夫在這方面的天賦使他的文章具有令人眼花繚亂，甚至超自然的味道。但是，納博科夫的天才和想像帶給他的那些新鮮言辭之後，還隱藏著殘酷。
為了更好地理解我所說的納博科夫的殘酷，讓我們來看看亨伯特去卡爾斯比姆城理髮的那一段：他去那裡僅僅是為了消磨時間，因為洛麗塔剛剛如此殘忍地（而且正確地）離開了他。年老、土氣的理髮師善於閑聊瞎扯，他給亨伯特刮鬍子時總是嘮嘮叨叨，不停地說起他那個打棒球的兒子。他用蓋在亨伯特身上的圍裙擦拭自己的眼鏡，還放下剪刀去讀有關他兒子的剪報。納博科夫奇蹟般地以寥寥數語栩栩如生地勾畫出理髮師的形象。這理髮師對我們土耳其人來說最熟悉不過，彷彿他就生活在我們這裡似的。但是到了最後時刻，納博科夫甩出了令人大驚失色的底牌。亨伯特對理髮師的閑聊幾乎毫無興趣，直到他最後發現，剪報中的兒子在三十年前就已經死了。
納博科夫僅用兩句話就描繪出一家小地方的理髮店，以及一位喋喋不休、總在吹噓自己兒子的理髮師。要使這兩句話經典完美，至少得花兩個月的時間，而他對細節的熱衷和關注也絲毫不亞於契訶夫。納博科夫也曾公開表示，他對這位作家心懷愛戴。在把心甘情願的讀者拉進那位「死去的兒子」的情節劇之後，作者立即收住這個話題，帶我們又回到了亨伯特的世界。通過這個殘酷、帶有諷刺意味的話題轉移，我們可以看到，小說的敘述者對於理髮師的痛苦沒有任何興趣。更有甚者，他還很有把握地認為，既然讀者沉浸於亨伯特那扣人心弦的愛情故事，那麼，我們對於理髮師那個死去三十多年的兒子所抱的興趣，不會比他更大。這樣，我們的讀者也因為那份殘酷而懷有負罪感，這就是美的代價。我二十多歲讀納博科夫的作品時，常有一種奇怪的負罪感，還因為自己能剋制這種負罪心理而滋生了一種納博科夫式的自豪感。這就是我為小說的美，為我從小說中獲得的快樂而付出的代價。
要理解納博科夫的殘酷和美，我們必須首先要記得，生活對納博科夫是如何的殘酷。他出生於一個俄國貴族家庭，在俄國革命之後被剝奪了房產和所有財富。（後來，他對此驕傲地聲稱無所謂。）離開俄國後，他來到伊斯坦布爾（在錫凱爾酒店住了一個晚上），然後又在柏林過著流亡生活。後來，他又從柏林趕往巴黎，並在德國侵入法國之前移民美國。儘管他在柏林時是一位完美的俄語作家，但一到美國就放棄了母語。他的父親，一位自由主義政治家，死於一次拙劣的謀殺事件，其情形與《微暗的火》中用無情的諷刺所描述的謀殺事件非常相似。納博科夫四十多歲到美國時，他不但丟掉了母語，還失去了父親、世襲財產和家人，親人們分散在世界各地。如果我們能記得這些納博科夫在真實生活中所遭受的磨礪，特別是他對洛麗塔、聖塞巴斯蒂安騎士和約翰·謝德所表現出的偉大同情心，那我們就不再會去「打落水狗」（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 的話），批評他那奇特的惡意，譴責他那讓自己放棄一切政治興趣的傲慢，非難他那嘲弄甚至侮辱平常百姓粗魯舉止和庸俗趣味。
正如納博科夫迅速結束了對卡爾斯比姆那位理髮師的描述，他的殘酷也透過精妙的細節展現出來：人生中的一切——自然、他人、我們的環境、街道、城市中的方方面面——都不會對我們的痛苦和煩擾有所回應。這種意識讓我們想起洛麗塔對於死亡的看法（「你完全算是你自己的了」），而洛麗塔的繼父也很欣賞她的看法。讀納博科夫的深層快樂，在於我們能從中看到殘酷的真實：我們的生活與世界的邏輯並不符合。認識到這層真理，我們就會開始因為美本身來欣賞美。只有當我們發現了支配世界的深層邏輯，發現這個世界我們只能通過偉大的文學作品來欣賞時，我們才能從手中的美獲得安慰。最後，我們只能在納博科夫精彩的對稱、在他那自我指涉的笑話和鏡像遊戲、在他對光的讚美（這位自我意識總是很強的作家將這一特點稱為「稜鏡下的巴別」 ）、在他那像蝴蝶彩翼一樣美麗的文章中，找到對生活殘酷的惟一辯護：亨伯特在失去洛麗塔之後，告訴讀者說，他惟一所剩的只有文字了，並以半開玩笑的口吻信口開河道「愛情是最後的避風港」。
進入這種避風港的代價就是殘忍，而殘忍則會引起我剛提到的負罪感。納博科夫的文章因殘酷而美，但也因殘酷而打折扣。亨伯特帶著小孩般的一派天真追求永恆的美，情況也是如此。我們能感覺到作者——敘述者，這部精彩小說的說話人，總是想克服這種負罪感。但他那無畏的憤世嫉俗、聰明過人的諷刺，以及動輒回歸過去、回歸童年記憶的做法，卻只能為這種追求添油加醋。
我們從納博科夫的回憶錄可以看到，他把童年當做黃金時代。儘管納博科夫寫作時，腦袋想的是托爾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Childhood, Boyhood, Youth），但是，他對托爾斯泰從盧梭那裡沿襲而來的負罪感毫無興趣。很明顯，對他來說，負罪感是在童年之後到來的痛苦，是在布爾什維克將他從俄國田園詩般的生活里趕出來之後到來的痛苦。他在磨鍊自己的寫作風格時，一直忍受著這種痛苦。「如果所有的俄國作家都寫他們失去的童年，」普希金曾經說過，「那誰來談論俄國本身呢？」儘管納博科夫對於普希金所抱怨的那個傳統（地主貴族的文學）來說，是個現存實例，但是，他要追求的東西遠非如此。
納博科夫與弗洛伊德爭執不斷，而且以刺激後者為樂。這一切都暗示著，他試圖在為自己對童年黃金時代心懷的可怕罪惡感進行辯護。換言之，他無需停止罪惡，承認罪惡，但對弗洛伊德理論中的白痴行為卻從不迴避——納博科夫自己就曾描述過白痴行為。開始寫時間，記憶和永恆時，也可以說納博科夫是在玩弄弗洛伊德式的巫術，對於上述主題，他也寫出了最精彩的頁面。
納博科夫的時間觀可以讓人逃離殘酷。這種殘酷為美服務，並能激發罪惡，納博科夫在《阿達》里詳盡地闡述了這一觀念。他認為，我們的記憶可以讓我們和童年緊密相連，隨之而來的還有我們以為早已拋在身後的黃金時代。納博科夫用美妙的抒情筆調把這個簡單、自明的想法表達出來，證明了過去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