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無論何時，《群魔》（Demons）都可以說是最偉大的政治小說。二十歲第一次讀這部作品時，我感到震驚、敬畏、恐懼，並且心悅誠服，這就是當時它給我的衝擊。沒有哪一部小說能這樣深深打動我，沒有哪一個故事能給予我如此令人痛苦的關於人類靈魂的知識。人的權力意志，人的寬恕能力，人騙己騙人的本事，人對信仰的愛、恨和需要，人的各種嗜好（包括神聖的和瀆神的），等等，所有這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都可以在一個政治、欺騙和死亡相互糾纏的普通故事中紮根並且共存。這一點也最讓我震驚。我欽羨這部小說以極快的速度傳送出無所不包的智慧。這也許是文學最主要的長處：在偉大的小說里，主人公們非常迅猛地進入激烈緊張的時刻，我們則馬上會被帶到一種如痴如醉的狀態；我們對小說中的世界深信不疑，正如我們對小說中的主人公一樣深信不疑。我熱切地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預言性的聲音，正如我相信他書中的人物以及這些人物對懺悔的沉迷。
為什麼這本書能在我心裡激起如此的恐懼，恐怕很難解釋。書中的自殺場景令人極度痛苦（蠟燭熄滅了，有人從隔壁幽黑的房子窺探著發生的一切），還有出於恐怖而製造的惡意謀殺所帶來的劇烈沖盪，這些都令我無比震撼。而小說中的主人公們能如此神速地在偉大的想法與褊狹的生活之間來迴轉換，也讓我十分驚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種轉換里看到一種勇敢無畏，它不僅屬於書中的人物，也屬於他自己。我們讀這本小說時，似乎能看到甚至連最小的日常生活細節也與書中人物的偉大思想緊密相連。看到這些聯繫，我們才能進入妄想狂的可怕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所有的思想和偉大理想都彼此相連。於是，整本書中都充斥著秘密團體、錯綜複雜的各種組織、革命分子和告密者。在這個可怕的世界裡，每個人都和其他人緊密相連，這樣的世界擔負著兩種功能：面具和渠道（它通向隱藏在一切思想之後的偉大真理）。在這個世界之後還有彼岸世界，只有在彼岸世界裡才有可能探尋人的自由和上帝的存在。在《群魔》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我們創造了這樣的主人公，讓他以自殺的方式來印證這兩種偉大的想法——人的自由和上帝的存在。作者這種處理方式讓所有讀者都難以忘懷。很少有作家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出色，能以人格化或戲劇化的手法來表現信仰、抽象思想和哲學矛盾。
186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八歲時開始創作《群魔》。此前他寫過《永恆的丈夫》（The Eternal Husband）一書，小說《白痴》也剛剛收筆，並得以出版。兩年前，他為了躲避債主、謀求一個相對安寧的工作環境來到歐洲（佛羅倫薩和德累斯頓），並在此落腳生存。此時，他計畫寫一本關於信仰以及信仰缺乏的小說，並取名為《大罪人傳》（Atheism, The Life of a Great Sinner）。他對虛無主義者充滿怨恨。他所指的虛無主義者，在我們看來其實是半無政府主義者和半自由主義者。在那時正寫的一本政治小說中，他嘲諷了這些人對俄國傳統的憎恨、對西方的狂熱，還諷刺了他們缺乏信仰。寫了一段時間之後，他開始對《大罪人傳》漸漸喪失興趣。事有湊巧，這時他在俄文報紙上讀到一樁政治謀殺案，並從妻子的朋友那裡也聽說了此事，他變得異常激動（只有流亡國外的人才會如此激動）。同年，一個叫伊萬諾夫的大學生被他的四個朋友殺死，他們認定他是警察的密探。在這個革命組織內部，年輕人彼此殺戮，而該組織的領袖就是聰明、狡詐、魔鬼般的涅恰耶夫 。在《群魔》里，彼得·韋爾霍文斯基代表的就是涅恰耶夫式的人物。與現實生活一樣，他和朋友們（托爾卡琴科、維爾金斯基、希加廖夫和利姆申）在公園裡將嫌疑告密者沙托夫殺死，並把屍體拋入湖中。
這起謀殺，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看透了俄國虛無主義者和西化主義者烏托邦性質的革命夢想。他發現，在這些夢想背後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權力慾望——這種慾望妄圖控制我們的配偶、朋友、環境和整個世界。因此，作為一個年輕的左翼分子，我讀《群魔》時，彷彿覺得這本書不是關於一百年前的俄國，而是與土耳其有關。因為這個國家也已經完全被深深紮根於暴力的激進政治所左右。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在對我低聲耳語，教給我有關靈魂的秘密言語，把我拖入激進分子的團體——這些人儘管熱情無限，夢想改變世界，卻各自囿於種種秘密組織，喜歡以革命的名義欺騙他人，詛咒和侮辱那些與他們腔調不一或是看法不同的人。記得我曾自問，為什麼人們從不談論這本書給我們的啟示，它對於我們的時代有這麼多東西要說，但是左翼圈子對此卻視而不見。因此，我讀這本書時，總覺得它彷彿在輕聲地向我訴說秘密。
我的恐懼還有自己個人的原因。因為在那時——換言之，大約在涅恰耶夫謀殺案以及《群魔》出版一百年之後——土耳其的羅伯特高等學院 也發生了類似的罪案。有一個革命組織（當時我的許多同學屬於該組織）相信他們中有個成員是叛徒（這是由於一個聰明、魔鬼般的「英雄」的鼓動所致，而此人自己卻立即消失在迷霧中）；某天夜晚，他們用粗棒猛擊「叛徒」的頭部，致其死亡，隨後把他的屍體塞入行李箱。這些人在帶著箱子乘划艇橫渡博斯普魯斯海峽時被抓獲。驅使他們這麼做，讓他們心甘情願走到謀殺這一步的就是這樣的想法，即「最危險的敵人就是你最親近的那個人，就是最先離開的那個人」，這也是我最先在《群魔》里讀到過的內容，因此內心深處對此有著真實的感受。多年以後，我問一位朋友是否讀過《群魔》，他曾經是該組織的成員，且他們不知不覺地模仿了小說的情節。事實卻是，他對這小說毫無興趣。
儘管《群魔》充滿了恐懼和暴力，它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引人入勝、最滑稽的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高超的諷刺家，尤其擅長表現枝節頻生的場景。他在《卡拉馬佐夫兄弟》里，描繪了一幅尖銳的漫畫去諷刺屠格涅夫。在現實生活中，他對屠格涅夫也是愛恨交加。因為屠格涅夫讓他非常惱火：這位富裕的地主，贊成虛無主義和西化主義，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他還輕視俄國文化。從某種程度上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用創作《群魔》這部小說的方式，來與《父與子》（Fathers and Sons）抗爭。
不過，儘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左翼自由主義者和西化主義者感到氣惱，但內心深處卻能理解他們，還不時滿懷深情地談論他們。他描寫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下場，描寫此人見到了長久以來夢想中的那種俄國農民，其筆調如此真摯，帶有抒情色彩，甚至連看書過程中一直嘲笑此人虛偽的讀者，都情不自禁地羨慕起他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此告別了那個要麼全盤接受、要麼全部否定的西化革命知識分子，並從此得以在安寧中專意享受他自己的激情、錯誤和虛榮。
我一直認為，《群魔》這本書揭露了激進知識分子想對我們掩蓋的可恥秘密。這些人遠離中心，生活在歐洲邊緣，與自己的西化夢想格格不入，並因自己對上帝的懷疑而飽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