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墮落的快樂。或許我應該改變一下措辭：我們有時會發現放任自流可以讓人快樂，甚至帶來輕鬆，這樣的經歷我們一定都有過。甚至，當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說自己毫無價值，彷彿重複可以讓它成真時，我們會突然擺脫所有那些必須聽從的道德律令，擺脫必須遵紀守法、必須咬緊牙關努力仿效他人所帶來的令人窒息的擔憂。而別人對我們的侮辱與我們的自我羞辱，則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一來，我們就有了好去處，可以幸福地沉醉於我們自己的存在、氣味、邋遢和習慣之中。在這裡，我們放棄了所有自我改善的希望，不再對他人抱有樂觀的幻想。這休憩之處是如此舒適，以至於對給自己帶來了當下的自由和獨處的憤怒和自私之心，我們不禁心生謝意。
正是這樣，時隔三十年後，我再次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時，才會感觸尤深。少年時代，我第一次讀到這本書時，對於獨自流浪在大城市聖彼得堡的主人公頗不以為然，他的快樂和墮落皆出自他的憤怒。他以銳如刀鋒的機智嚴厲抨擊自己目睹的一切。我當時把這位主人公地下室人當做《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中拉斯科爾尼科夫的變體，那是一個完全喪失了罪惡感的人。憤世嫉俗給主人公增添了逗趣的邏輯和極富魅力的腔調。十八歲時，我第一次讀《地下室手記》，對這本書非常重視，因為它公開表達了許多我自己尚未表露過的、有關我在伊斯坦布爾生活的種種想法。
年輕時，我會輕而易舉地認同那些脫離社會、幽居獨處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堅信「活過四十歲是可恥的事情」，這句話尤其讓我覺得振聾發聵。陀思妥耶夫斯基讓這話從一個四十歲的主人公嘴裡說出，而他自己當時四十三歲。但同時我也知道，他斷絕與自己國家的關係是因為受到了西方文學的毒害。我也相信，過度的自我意識——或者，甚至可以說，任何形式的意識——都是一種疾病。我明白他如何通過自責減輕痛苦，並為何會覺得自己的臉長得愚蠢，以及為何會沉溺於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對於這個人的注視，我能容忍多久？」這些奇怪的癖性我自己也有。這使我對主人公倍感親切而無需首先去質問他那「奇異、陌生的本質」。至於作品及其主人公在字裡行間輕聲道出的深層含義，當時十八歲的我可能有所感覺，卻並不喜歡那層意思。更確切地說，我覺得那層意義令人不安。因此我拒絕和它有什麼關聯，並很快就把它從記憶中抹去。
今天，我終於可以自在地談論這本書的真正主題及其來源：那就是有人因無法把自己變成歐洲人而產生了忌妒、憤怒和傲慢。早些時候，我把地下室人的憤怒與他個人的疏離感混淆在一起。因為，像所有西化的土耳其人一樣，我那時喜歡自認為相當具有「歐洲趣味」，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當時還樂於相信，深受我敬重的地下室人所闡述的哲學，是一種反映個人絕望情緒的怪癖想法。我完全沒有將之與他對歐洲的精神困惑聯繫在一起。土耳其文學，像俄羅斯文學一樣，都曾受到了歐洲思想家的影響。60年代末，涵括了從尼採到薩特的存在主義，在土耳其與在歐洲一樣廣受歡迎。因此在我看來，地下室人闡釋他那奇怪哲學的話，就不算怪僻了，而應該是本質的「歐洲趣味」。這一點甚至進而讓我遠離了小說在我耳邊低聲傾訴的內容。
我是那種生活在歐洲邊緣，不斷詰難歐洲思想的人。為了更好地理解《地下室手記》低聲說給我這類人的秘密，我們應該回顧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這部奇怪小說的年代。
在寫小說的前一年，即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失敗和強烈不幸的刺激下，第二次踏上了去歐洲的旅途。他腦子裡想著要逃離妻子的疾患、《時間》雜誌（他是這家雜誌的編輯）的倒閉，以及聖彼得堡這座城市。他還計畫在巴黎與小他二十歲的情人阿珀利娜麗亞·蘇斯洛娃幽會。（後來，當他們最終在這座城市相會時，他卻把她藏起來不讓屠格涅夫看見。）在一陣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猶豫不決之後，他沒有直接去巴黎和情人相聚，而是先去了威斯巴登賭博，並輸了一大筆錢。這次耽擱帶來了壞運氣，但是也讓年輕、冷酷的蘇斯洛娃原形畢露。在等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期間，她又找了一位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達巴黎時，她甚至都不屑於向他隱瞞事實。眼淚、威脅、毀謗和懇求。痛恨、長期焦慮和凄慘——《賭徒》（The Gambler）和《白痴》（The Idiot）中的主人公們忍受著這一切，他們在強大、驕傲的女人面前妄自菲薄，完全喪失了自我。他們受苦的鬧劇毫無意義。而首先領受這一切痛苦的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
承認失敗、結束了這段戀愛之後，他返回俄國，發現一直飽受肺結核折磨的妻子已經奄奄一息。當時他的哥哥米哈伊爾主辦的一家雜誌陷入困境，正在竭力爭取獲得許可，創辦一家新的雜誌，但是失敗接踵而來。儘管最後他終於獲得許可，但又苦於資金不夠，因此，《時代》1月份該出的一期雜誌，到3月份才得以出版。雜誌沒有多少人訂閱，版面也非常糟糕。
在這種窘迫、失控的處境下，《時代》雜誌刊載了《地下室手記》。結果，整個俄國連一篇評論文章都沒有。
《地下室手記》最初被人們看做是一篇評論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是想寫一部批判作品，主要針對的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發表於一年前的《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這本書在西化、現代化的年輕一代里有大批擁躉，與其說它是一部小說，還不如說它是宣揚實證主義啟蒙樂觀論調的教科書。20世紀70年代中，這本書被翻譯成土耳其語在伊斯坦布爾出版。新作的序言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了嚴厲批判，把他稱為黑暗、落後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這則序言反映了土耳其年輕的親蘇共產主義者們孩子氣的決定論和烏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覺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憤恨，就彷彿是從我自己心裡蹦出來似的，非常真實。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憤怒，並不僅僅是為了簡單表達他對西方主義或歐洲式思維的反對。他所痛恨的，是經由第二手傳入他們國家的歐洲思想。他氣惱的，不是歐洲思想的光耀智慧、新穎獨到或是烏托邦傾向，而是有些人只為了一點輕淺的快樂，就舞弄著歐洲思想。他痛恨看到俄國知識分子緊抓著剛從歐洲傳來的思想，自以為知道全世界的秘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認為自己知道自己國家的內幕。他無法忍受這個偉大妄想帶給這幫人的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爭執的對象不是那些俄國青年，這些人讀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書，並利用他，進而炮製出一種粗糙、稚嫩、二手的「決定論辯證法」。真正讓他飽受困擾的，是有人稱頌這種歐洲新哲學，並總能讓自己戴上迅速成功的光環。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指責西化的俄國知識分子脫離人民，但我卻將他的這種做法當做一種逃避。要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一種思想，最重要的不是其邏輯性，而是它應當「沒有獲得成功」；不是其具有可信性，而是它應當觸及某種不公正現象。對19世紀60年代在俄國宣揚傅立葉決定論烏托邦思想的西化自由分子以及現代化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懷有極大的憤慨。在這種表象之後，讓他真正怒火填膺的，是這些人在他們思想的聚光燈下洋洋自得，是他們毫無羞恥、順理成章地享受著成功。
到這裡，問題甚至變得更加晦澀，更加混亂了。在面臨選擇西方還是東方，選擇本土特點還是歐洲風格而頗費思量的地方，這樣的問題總會存在。因為，儘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厭惡西方自由主義者和物質主義者，他卻接受了他們的道理。讓我們記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伴隨著這些思想成長的。他接受過現代教育和訓練，具備成為工程師的素質。西方思想塑造了他的頭腦，此外他一無所知。我們可以假設：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希望用另一種方式來說理，想求助於另一種更加「俄國式」的邏輯，可惜他沒有選擇接受這種類型的教育。在其晚年，他在寫《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時，他開始對俄國東正教神秘主義產生興趣。從他在這之後所做的筆記里，我們可以看到，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對這些主題知之甚少。（不過，我仍然喜歡他擺出實用主義姿態，責怪自己「脫離了人民」。）根據同樣的思想線索，我們得出如下結論應該不會有錯：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所有來自歐洲的思想，他自己關於個人主義的觀點就源出於此。他知道歐洲思想一定會傳遍俄國，而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反對這一思想。但是請讓我重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反對的不是西方思想的內容，而是其必要性，其合理性。他痛恨他們國家的現代化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人利用歐洲思想來確立自己的重要地位，正是這一點助長了他們的傲慢。讓我們別忘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詞典里，傲慢是最嚴重的罪。他把「傲慢」這個詞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