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歲時，第一次讀到《一千零一夜》（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的故事。當時，我剛念完小學一年級，和哥哥去瑞士的日內瓦避暑。我父親在那裡找了份工作，父母都搬過去住了。為了幫助我們在夏天提高閱讀水平，姑媽在我們離開伊斯坦布爾時，給我們帶了些書，其中就有《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選本。這本厚厚的書封面精美，書頁紙張質地上乘。我記得，那個夏季我把這本書看了四五遍。天氣很熱時，我就在午飯後回自己的房間休息。我會攤開身子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看著同樣的故事。我們的公寓和日內瓦湖一街相隔。當微風從敞開的窗戶中輕輕送入，當乞丐的手風琴彈出的旋律從我們屋後的空地飄蕩而起，我就會不知不覺地想入非非，幻想著阿拉丁神燈和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所在的國度。
我遊歷過的國家叫什麼名字？最初的探尋結果告訴我，那國家遙遠而陌生，比我們的世界原始，卻更有魔力。你在伊斯坦布爾沿著任何一條街道走下去，都能在路上碰到許多人，他們與故事人物的名字都差不多。這可能讓我覺得和他們比較親近，但是，在他們的故事裡，我根本看不到自己的世界。也許，在極遙遠的安納托利亞高原的鄉村裡，我可以找到故事裡的生活，但在現代城市伊斯坦布爾卻絕不可能。因此，我第一次讀《一千零一夜》時，就和普通的西方小孩沒什麼兩樣，為東方世界的精彩所震撼。我當時還不知道，那些故事很久以前就從印度、阿拉伯和伊朗滲入了我們的文化；也不知道，我所出生的城市伊斯坦布爾在很多方面都見證了這些神奇故事所依據的傳統，或者說，是這些傳統——謊言、詭計和欺騙，有情人和負心人，掩飾、扭曲和驚愕——深深織進了我們自己的城市那複雜而神秘的靈魂之中。只是到後來，我才發現——通過其他書本發現，我最初讀的那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並不是從古代的手稿挑選出來的。法國翻譯家，該故事集的第一位編選者安托萬·加朗（Antoine Galland） 聲稱，他是在敘利亞弄到的這份手稿。加朗並不是從哪本書里選出《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或者《阿拉丁的神燈》的故事，而是從一個叫哈納·迪亞布（Hanna Diyab）的阿拉伯基督徒那裡聽說的。很久以後，在編選故事集的時候，他才把這些故事寫下來。
這把我們引向一個重要的話題：《一千零一夜》是東方文學的奇蹟。但是，因為我們賴以生存的文化斬斷了其與自身文化傳統的關係，所以，我們忽視了印度、伊朗的影響，完全聽任西方文學的衝擊，而其結果就是我們的文化繞經歐洲再度回來。《一千零一夜》有多種西方語言的譯本，雖然其譯者有的是當時最具智慧的人，有的卻是最古怪、最瘋狂、最迂腐的學究。但最有名的譯本，當屬安托萬·加朗的譯本。他於1704年出版的故事選集，也是最具影響力、閱讀範圍最廣、流傳最久的選本。人們對該選本不吝溢美之詞，認為是它第一次讓這個層出不窮的故事成為內容確定的實體，而這些故事得以在世界範圍內獲得聲譽，也離不開該版本的功勞。這個故事選集對歐洲寫作產生了豐富、有力的影響，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一千零一夜》之風從司湯達、柯勒律治、德·昆西（De Quincey）和坡（Poe）等人的書頁上淅淅瀝瀝地吹過。但是，如果我們從頭到尾看完這個選本，就會明白它的影響有怎樣的局限性。它總是以所謂「神秘的東方」給我們一種先入之見，那些故事裡總是充斥著奇蹟，還有離奇、超自然的事情，以及恐怖的場景。而《一千零一夜》的意義應該不僅於此。
我在二十多歲重讀《一千零一夜》時，對於這點看得更清楚了。我讀的版本是拉伊夫·卡拉達戈（Raif Karadağ） 翻譯的，他在20世紀50年代重新把這本書介紹給土耳其大眾。當然——像大多數讀者一樣——我沒有從頭至尾看完，而是隨興所至，這個故事讀讀，那個故事看看。這第二次閱讀，使我疑竇叢生，很受刺激。雖然我被懸念所吸引，一頁一頁讀得飛快，但我厭煩甚至有時真的憎惡我所讀到的內容。話雖如此，我從來不覺得我讀書是出於責任感，就像我們有時讀經典作品那樣。我讀書總是帶著濃厚的興趣，同時又厭恨自己為興趣所制。
三十年後，我現在覺得自己明白了當初是什麼讓我如此困惑：在大多數故事裡，男人、女人都捲入了永恆的欺騙戰爭。他們之間永無休止的花招、詭計、背叛以及挑釁都讓我不知所措。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裡，沒有一個女人值得信賴。女人說的話你都不能相信；除了耍弄小花招和詭計叫男人上當之外，她們一無是處。這種情況在書中第一頁就出現了，山魯佐德 為了免於被一個殘酷的男子殺害，就用講故事來迷惑他。假如這種模式在書中再三重複的話，就只能說明，它反映了在產生這種模式的文化中，男人對女人懷有深深的、無法消除的恐懼。這種觀點能恰如其分地證明女人用得最好的武器就是性誘惑。從這種意義上說，《一千零一夜》有力地表達了當時男人無法擺脫的最大恐懼，那就是女人可能拋棄他們，給他們戴綠帽子，迫使他們忍受孤獨。有一個故事激發了人們最強烈的恐懼感，也展示了受虐狂極端的快樂。在這個故事裡，蘇丹王的所有妻妾都和黑奴有染，這無疑證實了男性對女性最大的恐懼和偏見。因此，現代土耳其的通俗小說家們，甚至包括熱心政治的「社會現實主義者」凱末爾·塔希爾（Kemal Tahir） 之流，都要盡其所能從這個故事裡擠出點東西來。但是，二十多歲時，我耳聞目睹的都是「決不可相信女人」之類的典型男性恐懼，因此，我覺得這些故事令人窒息，過於「東方化」，甚至有些粗俗。在那些日子，《一千零一夜》似乎特別迎合偏僻街道的趣味和愛好。粗鄙的、兩面三刀的、邪惡的人（如果不能一直保持醜陋，他們就會變得醜陋，以產生道德淪喪的戲劇化效果），這簡直讓人深惡痛絕，因為他們一而再地展示出最惡劣的品質，僅僅就是為了讓故事持續下去。
第二次讀《一千零一夜》，讓我產生反感的原因可能源自於宗教氣質。這種宗教氣質時不時會折磨著處於西化過程中的國家。那時，像我這樣自視現代的土耳其青年，看待東方文學經典，就好像面對著深邃得無法穿越的森林。現在，我認為，當時我們缺乏的是把鑰匙，是一種進入文學的方法，它既可以保持現代的世界觀，又使我們能夠欣賞到阿拉伯式的花飾風格、幽默輕鬆的打趣和散漫隨意的美妙。
直到第三次讀《一千零一夜》，我才愛上了這本書。不過，這次我想弄清楚的是，這麼多年來，究竟是什麼東西如此吸引西方作者，是什麼使這本書成為經典。如今，我把這本書看成是一個偉大的故事海洋，一個沒有盡頭的海洋，它的雄心以及秘密的內部幾何構造讓我驚訝。我一如既往，從一個故事跳到另一個故事。倘若一個故事令我覺得乏味，我會中途把它拋下，轉而去看別的故事。儘管我已斷定故事的形式、均衡和激情比其內容更吸引我的注意，但歸根結底，最能投我所好的，卻依然是窮街僻巷的趣味，是那些我曾經深惡痛絕的、齷齪的細節。也許，隨著歲月既長，漫長的生活經驗會使我逐漸認識到，背叛和邪惡本來就是生活的組成部分。所以，第三次閱讀才使我終於能夠將《一千零一夜》當做藝術作品來欣賞。我欣賞其亘古永存的邏輯、偽裝、捉迷藏的遊戲，還有如此之多的戲謔故事。在小說《黑書》里，我吸收了哈倫·拉希德（Harun al Rashid） 的精彩故事。他在夜晚喬裝出行，監視另一個冒牌頂替的假哈倫·拉希德。我對故事進行了改動，想藉此營造伊斯坦布爾20世紀40年代黑白電影的感覺。在相關評論以及英文注釋本的幫助下，我在三十四五歲讀《一千零一夜》時，已經能夠欣賞到該書特有的秘密邏輯、內幕笑話、深長意味、平淡或離奇的美、卑俗的插科打諢、厚顏無恥和庸俗無聊。簡而言之，這就是一個藏寶箱。我早些時候與這本書的愛恨關係已經不重要了。當時，那個看不出書中世界與自己的世界無異的少年，沒有按生活的本來面目接受生活。那些將該書當做粗俗讀物而棄之不顧的憤怒青少年，可以說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因為我已經漸漸明白，就像我們不能接受生活的本來面目一樣，如果我們不能按照《一千零一夜》的本來面目來接受它，它就仍然會是我們巨大不幸的來源。讀者應該不懷期待、不存偏見地來讀這本書，以自己喜歡的方式來讀，隨著自己的異想天開而遊逛，聽從自己的邏輯。而我現在可能已經說得太多，因為讓讀者帶著任何先入之見去讀這本書，都是錯誤的。
但我還是願意針對這本書來談談讀書和死亡的問題。人們談論《一千零一夜》時總會說到兩件事，一是沒有人能從頭至尾看完這本書，二是任何人如果從頭到尾把這本書看完，他肯定會死。一個警覺的讀者如果明白這兩個警告合在一起意味著什麼，當然就會小心翼翼地前進。但是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害怕，因為總有一天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