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生了兩次地震，第二次地震於11月發生在玻魯。我從書房的一端能聽到撞擊的聲響，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書架都在吱吱呀呀地呻吟。當時，我躺在裡屋的床上，手裡拿著一本書，眼睛盯著毫無遮蓋的燈泡，它在我頭頂晃蕩。我的書房一定會借地震狂怒之機，對我圖謀不軌，它一定會冠冕堂皇地實施這個意圖——這讓我害怕，這些毀滅性的暗示激怒了我。數周前，在幾次餘震期間就發生過同樣的事情。我決定要懲治我的書房。
這就是為什麼，我準備趁頭腦出奇清醒之時，從書架上挑出二百五十本書，將其清理了事。我像一位踱步於奴隸群中的君主，要挑人出來挨鞭子，又像資本家一樣，想點明哪些走卒會被解僱。我很快作出了選擇。我所懲罰的，是自己的過去，以及這些書給我帶來的夢幻。首先，我發現了這些書，選定，買下，將其帶回家收藏，然後看書。我滿懷深情地埋頭苦讀，同時想像著，將來某日，我再讀這些書時會有怎樣的感受。細細想來，這樣的懲罰倒更像是一種解放。
它給予我的快樂？這個問題是談論我的書房和書籍的上好良機。我想談談我的書房，但不會像某些人那樣對它流露溢美之詞。這些人聲稱愛書，其實只是想讓你知道他是如何與眾不同，如何比你有教養而已。我也不希望像那些喜歡賣弄的愛書人，他們會跟你說，他們是如何在布拉格的偏僻街道上，在一家小小的二手書店裡淘到哪些珍本。還有就是，在我生活的國家裡，人們不讀書算是正常，而看書的人，反而會被認為多少有些毛病。所以，對寥寥無幾的少數幾個人，儘管他們有著矯飾的痴迷與做作，我也願意尊重他們。因為這些人在無聊粗野的大環境里還能讀書，並建有自己的書房。講完了這些後，現在，我在這裡要討論的不是說我有多愛書，而是想說我有多討厭它們。要講述這樣的故事，最好、最快捷的辦法，就是去回憶我怎樣以及為何要把書處理掉。
從某個角度來說，既然我們的確將自己的書房布置得使朋友只能看到我們想要他們看到的書籍，那麼決定清理哪些圖書就可以依據以下這個簡單的方法：即，看看哪些書籍是我們想把它們徹底束之高閣或是清理掉，讓朋友們根本無法看到的。從而也讓他人無從得知，我們曾經對哪些一派胡言的書籍相當看重。僅僅從這點出發，我們就足以處理掉大量的書籍。從孩童時發育到青春期，從青春期變成青年，這一特定的執迷始終伴隨著我們。我的哥哥就給過我一些書，說他後悔在孩提時讀過它們。他還把成捆的足球雜誌（像《費內巴切》 ）送給我，他自己對其早已失去興趣。他這麼做，可謂一石二鳥。我也用同樣的辦法處理掉很多土耳其小說、蘇聯小說、糟糕的詩集以及社會學讀本，更別說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鄉村文學作品，以及我像《黑書》里的激進分子一樣收集的左翼小冊子。我用同樣的方式，把以前自己定期買下的科學書籍清理掉，還有那些我曾經不忍釋卷的關於如何成功的無聊回憶錄，以及各類精緻的、不帶插圖的淫穢讀物。丟棄它們之前，我曾那樣惴惴不安地把他們存放在某個陰暗的角落。
我決定扔掉哪本書時，強烈的恥辱感會掩蓋內心深處沒有當即表露的憤懣。而我之所以感到羞恥，並非因為心裡總是不安地想著我的書房裡竟然會有這麼一本書，如一份政治懺悔，一本蹩腳的翻譯作品，一部時髦小說，一部所有詩歌都千篇一律、與其他詩歌毫無二致的詩集，我的恥辱在於，我知道自己曾經對這本書過分珍視，以至於花錢購買，還讓它在我的書架上端坐多年，甚至讀了其中不少內容。我並非以這本書本身為恥，而是為自己曾如此重視它而感到羞恥。
現在我們來談真正重要的問題：我的書房不是讓我心生自豪的地方，而是一個自我報復的沉悶所在。有人自豪於他們的教育，我有時也和他們一樣，看到這些書會心生愉悅。我的手從這些書上掠過，還會挑幾本出來品味。年輕時，我會想像自己成為作家後，在自己的作品前擺弄姿勢的模樣。但如今，書房卻只留下令我心煩意亂的窘迫感，因為我竟然在這些書上花費了時間和金錢，還像搬運工一樣費儘力氣把它們運回家，然後又偷偷藏起來；最令我尷尬的是，我認識到自己竟和這些書搭上了「關係」。年歲既長，我開始丟書，我大概是相信自己已經擁有了一種睿智，那種閱覽過書房所有藏書的主人才會有的睿智。但是，我買書的速度永遠超過棄書的速度。因此，如果把我的書房與西方富國某位博覽群書的朋友的書房作個比較，那麼他的藏書會比我少得多。但我是幸運的，因為我最迫切渴望的，不是擁有好書，而是寫出好書。
作家的進步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讀好書。但認真閱讀並不意味著眼睛與頭腦慢慢而細緻地掠過文字，而是要全身心地沉浸在書中。因此，我們一生中只會對少數幾本書情有獨鍾。裝潢精緻的私人書房裡，會藏有不少彼此爭雄逐勝的書，書之間的爭寵會給富有創造力的作家平添憂鬱。福樓拜說得不錯：如果一個人足夠認真地讀上十本書，他就能成為一個聖人。大多數人通常做不到這一點，因此轉而收藏書籍，以炫耀他們的書房。我所生活的國家幾乎沒有書和圖書館，因此，我至少還是有借口擁有自己的書房的。我書房中的一萬二千卷書，敦促我要嚴肅地對待自己的作品。
這些書里，我真正喜愛的大約有十或十五本。我對書房沒有什麼細膩的感情。它就是一個概念、一些收藏來的傢具、一堆灰塵和實實在在的負擔，我根本就不喜歡它。而要與書房裡的東西親密起來，就像和女人相處，她們的主要美德就是總是願意來愛我們。對於我的書，我最喜愛的一點是無論何時只要我樂意，我就可以拿起來看。
因為像害怕愛情一樣害怕與書本的「關係」，所以我喜歡任何可以把書籍處理掉的借口。在過去的十年里，我找到了一個新借口，那是我以前從未想到的。我在年輕時買過一些作家的書，並保存下來，有時甚至還真讀過，因為他們是「我們國家的作家」；接下來的幾年裡，我還讀過不少其他作家的作品——最近幾年中，這些人串通一氣收集證據，來證明我自己的作品有多糟糕。剛開始，我很高興他們能如此認真地對待我的作品。不過現在，我更開心，因為我有了一個比地震更好的借口，可以把他們從我的書房裡清除出去。這就是我的土耳其文學作品在書架上迅速減少的原因，這些剔除的書籍，出自那些年齡在五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性作家之手，他們愚笨、平庸、頭禿頂謝、小有成就，而又早已江郎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