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4年1月一個寒冷的日子，剛過中午。我站在塔克西姆廣場拐角。那時，還沒有六車道高速公路穿過那裡，它也比現在要破舊許多。我佇立在一個老舊的希臘公寓底層的小賣部門外，沉浸在內疚、恐懼與快感交織的情緒中，手裡拿著一根剛從那間小賣部買來的法蘭克福香腸。我大大地咬了一口。在城市的嘈雜中吃著香腸，看著無軌電車來回穿梭，購物的主婦熙攘成群，年輕人為看電影步履匆匆。我被眼前的景象觸動，而此時，快樂卻棄我而去。哥哥正沿著人行道走來，他已經看到了我。一靠近，我就看出他非常開心，因為他把我抓了個正著。
「看看你在幹什麼呀！吃法蘭克福香腸嗎？」他問，帶著傲慢的笑意。
我低下頭，偷偷地，像幹壞事似的吃完了我的三明治。那晚在家裡，不出我所料：哥哥用憐憫似的誇張口氣把我的罪行告訴了媽媽。在外面街上吃法蘭克福香腸，恰恰就是媽媽明令禁止的行為之一。
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初，法蘭克福香腸三明治在伊斯坦布爾人眼裡，還是一種獨具特色的食物，只供應給20世紀初開始出現於城市的德式酒吧。60年代以後，多虧了那種輕巧的燃氣爐，還有國產冰箱的降價，以及土耳其對瓶裝可口可樂和雪碧開放市場，一時間「法蘭克福香腸」店充斥各地，它們的供應品很快就成了國內餐品的一部分。60年代，烤肉串（döner，如今這個食物名稱已在歐洲普遍流行，美國仍用其希臘名稱——基肉〔gyro〕）還沒有出現，法蘭克福香腸就成了時尚的標誌，是我們這些喜歡在街頭大快朵頤的人的首選食品。透過玻璃櫥窗，你可以看到黑紅色的番茄醬整天都在沸騰，香腸像興緻高昂的水牛在泥漿里打滾一樣，在裡面翻騰，你可以挑選一根，指給拿著鉗子的那人看，然後急不可待地等他做一個三明治。如果你提出要求，他還會把麵包放進烤箱，抹上黑紅色的番茄醬，再在香腸上放幾片土豆片和半透明的腌制泡菜條，最後鋪上一層芥菜葉。一些有口味偏好的人，還會再抹點蛋黃醬，過去，它被認為是俄羅斯調味品，而現在，由於冷戰之故，人們又稱它為美國口味。
絕大多數這類自視甚高的小賣部和三明治店，首先出現於貝尤魯（Beyoğlu），它們改變了當地居民的快餐飲食習慣。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其影響力擴及伊斯坦布爾其他地區，以及整個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第一批三明治烘箱出現於50年代中期；大約同一時期，麵包店開始生產專門適合製作乳酪吐司三明治的麵包。一旦這種三明治成為主要食品，貝尤魯的小賣部就繼而發明了漢堡。那個年代，第一批較大的三明治餐飲店總喜歡以異域的大陸、海洋或是神秘地域來命名，諸如「大西洋」「太平洋」等，店鋪牆面掛著高更遠東地區天堂島的風景畫，每家都供應口味不同的漢堡。這也表明，就像伊斯坦布爾許多其他東西一樣，土耳其的第一批漢堡，也是東西方結合的產物。一位在貝尤魯閑逛的年輕人，手中那些歐美西式名稱的三明治里夾著的，其實就是一種肉餅，是廚房裡某個裹著頭巾的漂亮、自信能夠滿足所有年輕人胃口的女孩兒，以她自己獨特的方式，用她那雙可愛的手做的。
這也就是母親反對的依據所在：她極其厭惡地說，這些做漢堡的肉，來自於「不知什麼動物身上的哪個部位的肉」。因而，她禁止我們吃漢堡，甚至是法蘭克福香腸、義大利臘腸和蒜腸，因為這些肉同樣不知出自何處。我們偶爾會從報上讀到，某家不符合規定的蒜腸廠接受了突襲檢查，人們發現很多蒜腸里居然有馬肉甚至是驢肉。坦白說，在看足球和籃球比賽時，我從足球場和體育館外面叫賣的小販手裡買來的那種塞滿了肉丸子和蒜腸的麵包，是有生以來吃到的最香甜的三明治。我自己對足球的興趣，與其說是關心足球或是球隊的命運，不如說是喜歡那種熙攘和賽場給我帶來的感覺。排隊買票的時候，賣肉丸子的小販那裡濃濃的暗藍色煙霧，會飄到我的鼻孔里，滲進我的頭髮和夾克衫，直到我再也無法忍耐。於是，我和哥哥每人買一個臘腸三明治，說好回家後誰都不許泄密。那種臘腸被炭熏烤得像焦脆的肉皮，塞得半條麵包里都是，還有一片洋蔥。吃的時候，再喝上一杯艾蘭酸奶飲料，感覺真是不錯。
這種原料不明的臘腸和漢堡，不僅僅對我母親，而且對所有中產階級的母親們來說，都是可怕之物。因此，小販們叫賣蒜腸三明治的時候，總愛喊「艾佩克！艾佩克！」它指的是艾佩克奧格魯牌蒜腸，非常有名，從不使用馬肉或驢肉。自打出現了第一批小賣部，人們第一次站在它外面享受過三明治後，1960年代的伊斯坦布爾人每次去看電影的時候，都會被放映之前屏幕上出現的各類臘腸和法蘭克福香腸公司的廣告所包圍，它們的產品都被用來製作三明治。至今，我還記得第一則這樣的廣告，它也可以算做第一部國產卡通短片：各類牛群湧入手動絞肉機的巨嘴裡，每頭牛都帶著幸福快樂的表情，它們從天而降，對可以為人類服務感到非常愉快。但這是什麼？不知怎麼搞的，一頭可愛的驢子，狡黠地笑著，也偷偷混進了從天而來的牛群中。驢子走進絞肉機的嘴裡時，觀眾多少都有些不舒服。但就在它即將變成肉腸的一瞬間，一隻大拳頭出現在那張嘴裡，一拳將其打飛。這時，一位女性的聲音就會傳來，向我們保證，我們可以「放心踏實」地購買某某品牌的蒜腸。
伊斯坦布爾和其他地方一樣，人們喜歡站在街頭吃快餐。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時間、手頭拮据或是沒有其他選擇，還因為，在我看來——他們恰恰是想逃避那種「放心踏實」。有些伊斯蘭傳統，把對食物的觀點與對母親、女人以及某些極其私密的觀點交織在一起——為了拋棄這傳統，擁抱現代生活，成為一名城裡人——你就必須要作好準備，並且情願吃那些食物，即使你不知道它們從何而來，是怎樣、又是為什麼被製造出來。因為這種心甘情願的行為，需要執著，甚至是勇敢，所以首當其衝的，就是學生、無業游民、叛逆之徒，還有那些僅僅為了獵奇，就隨時準備將任何食物塞進自己嘴中的蠢人們。這群人聚集在足球場入口處，在伊斯提克拉勒（Istiklâl）大街、公立學校和大學附近，還有城市中的貧民區；他們滿心高興地發現，他們幾乎在一夜之間便改變了伊斯坦布爾，甚至是整個國家的飲食習慣（那感覺無異於冰箱和燃氣爐等便利設備給人們帶來的刺激）。1966年，土耳其—保加利亞足球比賽在加拉塔薩瑞（Galatasaray）的阿里·薩米焉（Ali Sami Yen）體育場進行。劣質露天看台的人們推推搡搡，擁擠不堪。一輛賣法蘭克福腸的小販推車起了火，火勢迅速蔓延。我驚恐地看著剛剛還圍在一起吃著香腸，等待比賽開始的人群，此刻就在我眼前躁動起來，從第二層跌落下來。他們在摔死的同時，還將他人壓倒在地。
在髒亂、離家很遠的街道上，吃那種不知道出自何人之手的食物，被看做是「摩登」和「開化」。儘管這似乎與家庭集體生活背道而馳，但我們幾乎同時奉行了這一習慣，並仍能夠找到辦法，避免那種往往與現代化結伴而來的孤獨的個人主義。70年代，對烤肉的狂熱席捲了土耳其，迅速為其樹立了一個新標準。在此之前，人們對肉比薩 還有過類似的狂熱。它還有個好聽點的名字，就是阿拉伯皮塔餅（Arab pita）。二十年後，我看見一家店鋪將其稱為「土耳其比薩」（Turkish pizza）（至於「pide」與「pizza」是否屬於同源詞，這個話題改天討論）。使肉比薩佔領了整個國家的，並非伊斯坦布爾的小賣部和烤肉串餐廳，而是那些小販大軍。他們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背著熟悉親切的橢圓形小貨箱，征服了整個城市。如今，你甚至不需要去街角的小賣店來滿足你的胃。無論你身在何處，都會看到穿著白色圍裙的肉比薩小販。只要他揭開貨箱，撲面而來的，是一種暖和、令人垂涎欲滴的蒸汽，夾雜著燜得透爛的洋蔥、肉餡以及紅辣椒的香味。為了嚇唬我們，母親總是愛說：「那些肉比薩可不是用馬肉做的，它們是用貓肉、狗肉做的！」但每當我們盯著肉比薩小販的箱子，每個都圖案各異，畫著鮮艷的花朵和樹枝，貼著肉比薩的圖片，標著不同城市的名字，例如安特普或是阿達納，我們立刻就投降了。
伊斯坦布爾街頭食品的最美妙之處，不在於每個小販都各有不同，叫賣著別具滋味的食品並不斷追趕潮流，而在於，他們只賣自己了解並喜愛的食品。我看到有些人在大城市的街上拿出鄉下食品，那是他們的母親或妻子在家中為其烹制的，那種食品每個人都會喜歡。但吸引我的，不是能聞到他們的鷹嘴豆拌肉飯、烤肉丸子、煎貽貝、加餡蚌、阿爾巴尼亞肝的味道，而是看到他們裝飾十分美麗的餐台、三輪小車，還有餐椅。如今這類人越來越少了。但他們曾經漫步在伊斯坦布爾街頭，即使是在周圍擠滿了喧鬧人群的時候，他們的靈魂還是生活在一個妻子、母親為其建造的「潔凈」世界中。另一種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