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奧斯曼軍隊在西方人面前遭受了一連串慘敗，過去一直作為帝國軍隊的近衛軍，反對按照歐洲標準對其進行現代化改造。這之後，國家的改革者蘇丹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派遣他的新軍攻打位於伊斯坦布爾的近衛軍總部，並將其夷為平地。這不僅在伊斯坦布爾的歷史上，而且在整個帝國的歷史上，都是一個重要時刻。從那時起，土耳其所有公立中等學校的學生都被教導，要效法西方現代化，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問題。這被稱為「利好運動」。在這利好運動中，鮮為人知的是，市中心有上萬近衛軍捲入了這場衝突，大屠殺充斥街巷、店鋪，改變了伊斯坦布爾的面貌，其痕迹至今仍隨處可見。
無可否認，主張現代化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所講述的，確有其真實的一面。在過去的四百五十年里，絕大多數身居要位的近衛軍都隸屬於蘇菲教派的比克塔西教派，他們與城中的大部分商鋪主關係密切。那時近衛軍遍布城市各個角落，全副武裝在街上巡邏，扮演今天的警察和憲兵的角色，控制著各類店鋪。他們氣勢洶洶地出現在街頭巷尾，與國家改革勢力形成強有力的對峙。於是，馬哈茂德二世首先將他的軍隊派至各個咖啡館、理髮店，其店主大部分都與近衛軍過從甚密。為了保護軍事勝利的成果，他下令關閉了所有咖啡館和理髮店。（其做法正如同許多蘇丹一樣，特別是穆拉德四世〔Murad IV〕。據說後者至今仍喬裝改扮，為了鎮壓街巷中的反叛者，夜間在城市街頭逡巡。）這裡，我想把這種做法與我所生活的時代做個平行比較：新共和國也同樣偏愛關閉報社。直至不久以前，城市中的咖啡館、理髮店，（還有我童年時代常見的共乘計程車——多姆小巴〔dolmuşes〕，）仍然是各類消息、傳聞、流言飛語、徹頭徹尾的謊言、怒火中燒的傳言，以及反政府情緒滋生、蔓延的地方，以此來抵制宗教領袖和政府的宣傳口號，為密謀反抗政府鋪平道路。同時，清真寺、教堂、市場，以及博斯普魯斯沿岸村落的周邊地區也同樣會散播各種消息，起到了地方報紙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裡，伊斯坦布爾湧現出了許多幽默雜誌，這其中就有最為著名的《禿鷹》（Vulture）。它們對城市的光怪陸離過分藻飾、誇張，極大地傳達了那種反抗情緒。因此，我童年時代，它們在所有理髮店裡都極受歡迎。如今，總有電視台愛大聲喧囂，淹沒了以前的那些信息渠道，並削弱了瀰漫於城市咖啡館、理髮店等處的各種傳言和抵制情緒的威力。毋庸驚奇，隨著電視的發明，伊斯坦布爾幽默雜誌的黃金時代已經迎來了它的末日，而其銷量曾經幾近百萬。（很多年後，我走進紐約的理髮店，看到等待理髮的人們，手中拿的並非幽默雜誌，而是人手一冊《花花公子》〔Playboy〕，我並未感到有多麼驚訝。）而《禿鷹》，曾是我童年時代每家理髮店都有的雜誌。後來人們才知道，它的所有者優素福·茲亞·奧爾塔克（Yusuf Ziya Ortaç）曾接受過一項私人基金的秘密援助。這基金屬於民主黨領袖阿德南·曼德列斯總理（Adnan Menderes）。這類做法始於1870年代，那時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hamit）為控制反對人士，將其出版物全部收購。這個傳統以一種微妙的形式延續至今。
孩提時代，在理髮館等待理髮時，我總是愛隨手翻看《禿鷹》雜誌，時不時研究一下那些國內漫畫。那上面的小市民們望著商品的價簽目瞪口呆。有時，我會開心地讀著諷刺某些老闆和秘書的笑話，或是一些小故事。故事多出自深受歡迎的幽默作家阿齊茲·內森（Aziz Nesin）之手；還有那些從西方雜誌上摘錄的卡通畫。此外，我的耳朵還一面留心聽著周圍人們的談話。當然，討論最多的話題還是足球比賽和賭球。有些人，例如頭號理髮師圖托，總是喜歡一面穿梭於三個顧客的椅間，一面宣揚他對拳擊和賽馬的看法，有時他會去玩這些玩意兒。他的理髮店有個奇怪的名字叫維納斯，坐落在一條小巷盡頭。小巷就位於我們在尼尚塔石的家所在的那條街對面。圖托是一個看上去很疲憊、白頭髮的陰鬱男子。理髮店還有兩個更為年長的店主。一個是禿頭，人很急躁。另一個看上去四十來歲，留著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式的稀疏鬍鬚。我記得，他不大願意和顧客們聊物價上漲，附近開了哪些商店，時下流行的歌星、影星或是國內民主政治等一類話題，倒是更樂意談談國際事件和世界形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有些地位顯赫、內行、有權勢的上等人光顧時，這幾個理髮師總會用謙卑的口吻問，「當然，我們不知道……」而一旦他們令其開口說話了，就會迅速將話題轉到這些人的專業領域和強項上來。如果能夠得到諸如「這值多少多少里拉」或是「那艘貨輪比足球場還大」之類的答案，如果這些人告訴他們，某個著名政界要人其實權勢微弱或是有過懦弱之舉，理髮師們要麼就會像小鳥那樣，嘴裡發出類似「呃—呃—呃」或「咯—咯—咯」的嘀咕聲，要麼就會突然暫停正挨著皮膚、光滑前行的剃刀，這時理髮師和顧客就會在鏡子里盯著彼此，隨之而來的，是一陣有趣的沉默。
之後，理髮師試圖再次打開話匣子。他們會問，「那麼，後來發生什麼了？」或是「事情進展如何？」再就是「來杯茶怎麼樣？」，而如果在這之後，客人們還是神情嚴肅，一聲不吭的話，理髮師們就會彼此閑聊起來。他們在談話里各自扮演著不同角色：一個是時運不濟的倒霉蛋，另一個是受人譏諷的大活寶，第三個則最狡猾。他們喜愛彼此諷刺。例如，「馬哈邁特這周又騙了圖托一把」，那口氣使我想起曾在收音機里聽到的某個傳統皮影戲節目，主人公卡拉古茲和他那牙尖嘴利的妻子哈絲瓦特之間就有類似的爭吵。客人刮完臉後，脫下護裙，一個男孩子給他梳了梳頭髮。客人遞過來一些小費，隨即離開了理髮店。前腳剛走，那個費爾班克斯鬍鬚，剛剛還極其謙卑、順從的人，這會兒就立刻開始咒罵起這位顧客的母親和妻子來了：如此我發現，成人的世界總是充滿了狡詐虛偽，他們的憤怒總是埋藏得比我們兒童要深得多。我幼年時代的理髮館，理髮師們大多使用剪刀，大剪刀不太好使時，他們總會憤怒地將其扔到一邊。此外，還有梳子、棉撲（用來清掃碎頭屑，以防它進到眼睛裡）、古龍水、撲粉，還有為成人準備的直剃刀，以及刮鬍膏、刮鬍刷、白圍裙等。而如今，除了一些電器設備——像吹風機——其他沒有多大變化。這也提醒我們，即使伊斯坦布爾的作家從不提及他們的傳統，這些理髮師們一直以來，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講述著這些傳統。數個世紀以來，他們都使用著相同的工具，邊理髮邊閑聊。
我們從細密畫中能看出那剃刀的年代，那把直剃刀是17世紀就在使用的那種。那時，在經過艾哈邁特蘇丹（Ahmet）面前時，理髮行業的代表為了證明他們的技藝，會把一名理髮師倒掛在展示車頂，而他依然能夠嫻熟完美地為客人刮臉。在那個年代，等待刮臉的客人，他的頭會倚在理髮師的膝蓋上。這一習俗為傳統的愛情故事大開方便之門。一個男子，渴望理掉他所有的頭髮、髭鬚和鬢角，僅僅是為了靠近那個漂亮的理髮師學徒。我們也能在民間故事凱瑞姆和阿斯麗（Kerem and Aslı）中，看到相同的主題。陷入愛情中的人不惜拔掉自己的牙齒，只是為了親近那漂亮的牙醫。這也暗示著，理髮師和牙醫具有精深的專業知識，其技藝也有交疊之處。理髮師還做包皮環切之類的小型外科手術。有些手術在咖啡館中進行，還有一些則是在專門場所完成。這些都使他們在伊斯坦布爾社會裡，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孩提時代，我最害怕理髮師的，是他們就像牙醫拔牙一樣，能夠如此技巧嫻熟地從我們嘴裡套出話來，並像報紙一樣，將這些話迅速散播開來。
正是這樣，當我坐在維納斯理髮店讀著《禿鷹》時，如果突然聽見一個聲音說，「過來吧，年輕人」，我就會緊張得好像有人叫我坐在牙醫的椅子上。這不僅是因為，給我收拾頭髮的人常常把碎頭屑弄到我的脖子里，剪子也總會戳到我（我對理髮店的光顧似乎總是伴隨著疼痛）。我害怕，更是因為擔心會泄露家族的某些秘密。我有一個叔叔去了美國，再也沒有回來。理髮師們將白色的理髮圍裙繞過我的頭圍好，並牢牢繫緊，就像對待一個即將被實施絞刑的人。或許，他們隨後要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叔叔什麼時候從美國回來呀？」我不知道。「他離開多少年了？」
「他已經走了很……久。」另一個理髮師會回答道，「再也不會回來了，不，永遠不會來了。他真的曾服過兵役嗎？」之後，是一片沉默。我會直直地盯著眼前，就好像我是那個在服兵役前「逃離」了祖國的人。我記得，祖母曾用哽咽斷續的土耳其語，哭著讀叔叔少得可憐的信。但我真正擔心的，是理髮師會套出我的其他秘密，那些我的家庭成功隱瞞了的，而我也不願再記起的秘密。
我第一次面對理髮師時，曾經淚流滿面。是否因為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