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時候，一個和我一樣大的孩子名叫哈桑，他用彈弓綳著石子，正打中我的眼睛下方。許多年後，當另一個叫哈桑的人問我，為什麼我所有小說中的哈桑都是惡魔時，那段記憶又在我腦海中浮現。中學的時候，一個胖小子總愛在課間休息時找茬欺負我。許多年後，我要塑造一個乏善可陳的角色時，就會描寫他出汗出得像那個胖傢伙，胖得只能站在那裡，手心裡、額頭上不停地出汗，就像一個從冰箱里拿出來的大水罐。
小時候，媽媽帶我買東西，我總是很害怕那些屠夫，他們一天到晚都在臭烘烘的肉鋪里，圍著血漬斑斑的圍裙，揮舞著長刀。我也很少吃他們砍下來的排骨，因為太肥了。在我的書里，屠夫總是被描繪成屠宰走私動物、從事血腥和可疑勾當的傢伙。而那些我長這麼大以來，總是愛跟著我的狗們，在我的筆下，它們常常會給我喜愛的角色帶來緊張與懷疑的情緒。
有一種關於正義的天真想法與此相似。它使我筆下的銀行家、教師、兄長們決不會以好人的形象出現。還有理髮師，因為我小時候被帶到理髮師那裡時總是會哭。而隨著時間推移，我和他們的關係依然很糟。因為童年在黑貝里亞達消暑時，我愛上了那些可愛的駿馬，所以總是喜歡用很大的篇幅來描寫馬和馬車，我的馬主人公總是敏銳、機靈、勇敢、純潔，但常常為惡魔所欺。又因為我的童年生活中總是有一些友好、和善，愛沖我微笑的人們，因此我的作品也有許多這樣的人物，但是，所謂的正義，讓我們首先想到的還是惡魔。在某個讀者腦海里，就像在藝術館漫步的人一樣，對正義總有一種模糊的感覺：我們對詩人的期待，就是希望他們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找惡魔報仇。
就像我解釋過的那樣，我企圖獨自一人找惡魔復仇，而且大多數情況下，我都是以極其個人的方式行動，但這種方式並非想讓讀者覺得復仇是件美好的事。因為，理想中的因果報應只在童話書或是冒險漫畫的結尾才能達到高潮，當英雄懲罰壞人時，他會說：「這頓打是為某某的……這頓是為……的。」作為小說家，我創造了這樣一幕：我一行行地列舉了某個壞蛋哈桑或是屠夫的惡行，直到那個屠夫或是某個壞蛋驚恐不堪，丟下手中的刀，開始清理店鋪，一面哭著喊：「求你了，兄弟，求你別這麼無情地對我了；我還有妻小呢！」
復仇帶來複仇。兩年前，在馬克卡公園，有八九條狗把我團團圍住，向我發起攻擊。似乎它們讀過我的書，知道我堅持要詩意地伸張正義，以懲罰它們總是成群結隊在伊斯坦布爾，在公園裡到處遊盪。所以，詩意的正義也很危險：如果走得太遠，它可能就不僅會毀了你的書——你的工作——而且還會毀了你的日常生活。你也許能非常巧妙地進行報復，以為沒人比你聰明，以為你的寫作再美好不過。但總有那麼一群狗，會聚集在角落，等待著報復心重的詩人獨自走過，然後狠狠咬他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