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新觀察家》周刊約請上百位作家撰文描述4月29日這天的生活，無論當時他們身處何方、在世界哪個角落。那天，我在伊斯坦布爾。
電話。像我寫作時常做的那樣，我拔掉了電話線，這樣做也許情況會好些，也許更糟。此時我想到，當下或許正好有人想和我聯繫，談談某些重要事情、重大事件，但卻無法打進電話。不過我還是不想把電話線插上。好一會兒之後，我插上電話線，接了幾個電話，但隨即將它們拋到腦後。某個德國記者打來電話，告訴我說，他想來伊斯坦布爾，和我聊聊土耳其「宗教激進主義」勢力的上升趨勢，以及伊斯蘭繁榮黨（Islamist Refah Party）在市政大選中的獲勝情況。我再次問他究竟在哪家電視台工作，他飛快地說出了幾個字母。
字母、標識和品牌。牛仔褲上的那幾個字母，偶然在報紙上、電視上以及路邊廣告牌上看到的各種銀行廣告，再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街上碰到一個大學教授朋友，她從包里遞給我一張公司及其下屬品牌的名單列表，這些名稱我每天都能看到。她聽說，這些品牌的所有者均支持伊斯蘭繁榮黨；她還告訴我，有些人已經決定拒絕購買這種牌子的餅乾，那種牌子的酸乳酪，並且永不光顧名單上的商鋪和飯店。像往常一樣，極度的厭倦使我不想再看到樓內電梯鏡子里的自己，我寧可盯著那些瓷片，它們是德國威爾特海姆牌的。我用卡西歐計算器做了一個簡單計算，結果會在這篇短文的末尾公布。走在路上，我還看到一輛1960款普利茅斯，一輛1956款雪佛蘭，如今仍作為計程車在路上行駛。
巷道和大街。儘管兩個月前，土耳其貨幣一夜之間貶值了一半，使我們陷入了經濟困境，夜晚的巷道和大街仍然人滿為患。和往常一樣，我感到奇怪的是，這些人都打算去哪裡呢？這也使我隨即意識到，文學是百無一用的職業。我看到婦女們帶著孩子，盯著店鋪櫥窗；公立學校的學生們一面喃喃低語，一面哧哧地笑；商販們把他們的貨物（從黑市販來的雪茄、雀巢咖啡、中國瓷器、舊本羅曼蒂克小說、被人翻閱了無數次的國外雜誌）沿著清真寺的外牆一溜擺開；我看到一個男子蹬著三輪車，出售新鮮的黃瓜；還有塞滿了人的巴士；擠在外幣兌換所門前的各色人等，一面啃著漢堡抽著煙，或拎著裝滿錢幣的塑料袋，一面看著電子顯示牌上的美元指數一路飆升；賣食品的男孩，正卸下一箱瓶裝水，把一個罈子扛到自己肩上；我還瞥見一個瘋子，他最近總是在附近轉悠，這會兒正手裡拿著個從汽車上卸下來的方向盤，瘋瘋癲癲地來回扭動，彷彿正駕著汽車穿越人群。他也是街上熙攘的人群中惟一沒有拎著塑料袋的人。午餐時分，我喝過橙汁，走回自己那間伏案寫作的小辦公室。人群中，我遇到一個老朋友，他剛做完主麻日聚禮 ，我們寒暄了一會兒。
逗樂，笑聲和幸福。我和一位畫家朋友曾取笑某些有錢人，在存款所在的銀行倒閉後，他們就瀕臨破產了。為什麼我們要笑？因為這證明，他們並不像自己想像得那麼機敏、聰明。就因為這個。臨近傍晚，我的一個翻譯家朋友打來電話，請我去街上和幾位酒吧老闆喝幾杯，「抗議」繁榮黨派的伊斯坦布爾市市長。我們也著實開心了一番。那位新市長惹惱了這些酒吧老闆，因為他下令拆走了他們擺在街邊的桌位。於是，上百位知識分子就打算走上街頭，要讓自己在人行道上一醉方休。以前，我曾有一些頗具政治頭腦的朋友對喝酒持懷疑態度。而如今，他們卻似乎突然之間堅信，喝酒是一種成熟的政治舉動。睡覺前，我喜歡胳肢兩歲半的女兒如夢。聽她咯咯地笑，我也會開懷大笑。也許這幾聲笑，並不代表幸福，它僅僅表達了一個生活在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的人，面對永無休止的噪音，而對某種寂靜所產生的感激之情。
伊斯坦布爾的噪音。倍感孤寂之時，我和其他上千萬人即使不加留心，還是都能整天聽到咆哮的噪音：汽車喇叭聲，巴士駛過的轟隆聲，摩托車的轟轟聲，建造樓房的聲音，孩子們的尖叫聲，賣貨卡車以及宣禮塔上的喇叭聲，輪船的汽笛聲，警車和救護車的警報聲，四處播放的盒帶音樂聲，關門的撞擊聲，金屬百葉門的落地聲，電話聲，門鈴聲，街巷角落、交通糾紛的爭吵聲，警察的口哨聲，校車的聲音……夜幕降臨時，會有近乎沉默的片刻平靜；我從辦公室的後窗向花園張望，看到成群的麻雀嘰嘰喳喳，飛過柏樹和桑樹林。坐在桌邊，我可以看到對面公寓樓中閃爍的燈光和電視屏幕。
電視。晚餐後，透過家家戶戶窗戶上閃現的各種顏色，我知道，他們和我一樣，在不停地切換電視頻道：頭髮染成金色的女歌手唱著古老的土耳其歌曲；一個孩子正在吃巧克力；女總理宣稱國內事態良好；嫩綠的草坪上，正進行著一場足球比賽；土耳其流行樂隊；記者們在大談庫爾德人問題；美國警車；一個孩子正在唱頌《古蘭經》；直升機在半空中起火爆炸；一名優雅男子登上舞台，向鼓掌的觀眾脫帽致意；又是那個女總理；一名家庭主婦，一面掛著剛洗好的衣服，一面沖著採訪她的話筒夸夸其談；常識問答，觀眾為答對的女士鼓掌……我盯著窗外，突然想到，除了那些依稀可見的博斯普魯斯游輪上的旅客，整個伊斯坦布爾都在觀看這些相同的影像。
夜晚。城市喧囂的分貝下降了，變成了喃喃低語、睏倦的嘆息。深夜時分，我一邊向辦公室走去，一邊思忖著自己也許能再多寫一點。我看見空空的街道上，有四條狗在遊盪。一間地下咖啡屋內，人們仍在玩紙牌，看電視。我看見一戶人家，很顯然剛看望親戚回來，小男孩已經睏倦得很，腦袋依靠在父親的肩上，而他的母親又懷孕了。他們一言不發，急匆匆地從我身邊經過，好像受到了驚嚇。子夜時分，我已在桌邊呆坐了很久。電話鈴響了，嚇我一跳。
擔心，妄想以及夢幻。每天晚上，總會有一個瘋子給我打來電話。他一言不發，以靜默附和著我的沉默。我拔了電話線，工作了很久，腦海的某個角落總有惡魔顯現、災難來臨的警示：不久以後，或許人們會在街上彼此槍殺；或許我們會看到內戰；或許今年夏季，報紙上曾預示的嚴重缺水就將來臨；或許，預期了那麼多年的大地震，會將整個城市夷為平地。午夜過後，家家戶戶關上了電視，公寓的燈光都已熄滅，垃圾清理車咔啦咔啦地駛過。和往常一樣，總有一個男人在清理車前面十步八步的地方翻騰路面的垃圾箱，匆忙地搜羅些還有用處的空瓶子、金屬器皿、成堆的廢紙，把它們塞進自己的麻袋。不一會兒，收垃圾的人趕著馬車，馱著沉重的廢報紙和洗衣機，經過那條空蕩蕩的街道。我曾在此生活了四十年。我在桌邊坐了下來，拿出了計算器。
綜述。我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天數乘以年數，如果我沒有算錯的話，那麼我已經如此這般地度過了一萬五千三百天。臨睡前，我想，如果前面還有同樣的天數，那我真可說是個幸運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