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由生活的一些點滴想法、影像和片斷構成，它們至今無法在我的任何一部小說中找到合適的表達方式。因此，我把它們集結於此，合成一個連貫的作品。有時，我頗感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無法將我自認為值得探究的想法訴諸小說：譬如生活中某些奇特的時刻、欲與他人分享的一些瑣事，以及狂喜時分從我身上迸出的那些快樂而又具有魔力的字眼。有些片斷具有自傳色彩。有些是一氣呵成的，而另一些則常常由於我心有旁騖而被擱置一邊。我像審視老照片一樣時常回顧這些片斷，而且非常樂於重溫這些篇什（但是我很少重讀自己的小說）。對我來說，最高興的時刻，莫過於發現這些片段並不僅是應時之作，也不僅只滿足了報紙、雜誌的約稿要求，而是超出了我預期要表達的內容，更多地表述了我的興趣和熱情。弗吉尼亞·伍爾夫曾使用「存在時刻」這麼一個術語，來描述此類頓悟——真理突然在某些奇妙時刻閃現出來。
1996至1999年間，我每周給《公牛》（Öküz［Ox］）雜誌寫一些隨筆。那是一家政治諷喻雜誌。一有機會，我還會在文中配上插圖。這些短小的抒情散文往往都是一氣呵成。我津津樂道地談論女兒和朋友，用新鮮的眼光來探詢世界和萬物，用語言來看待世界。時間一長，我甚至開始視文學工作為「以言語透視世界」，而並非僅僅是描述世界。猶如繪畫需要色彩，一個作家從他駕馭語言那一刻起就該看到，這個世界是多麼奇妙、偉大和令人驚嘆。他開始超越語言的樊籬來尋找自己的聲音。為此，他需要紙筆，需要有樂觀的心態，如同第一次看見世界的孩子。
我將所有這些碎片集結成一本新書，自傳是它的主旨。我刪掉許多章節，並縮減了一些片段，我從自己的上百篇文章和日記中擇出一小部分，並把幾篇安排在一些非同尋常的位置，使其適應整個故事的發展弧線。例如，用土耳其語和其他好幾門語言發表的、以《我父親的手提箱》（My Father''s Suitcase）作書名單獨成冊的三篇演講（包括同名的諾貝爾文學獎領獎詞，德國書業和平獎領獎詞「在卡爾斯和法蘭克福」〔In Kars and Frankfurt〕以及在普特博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詞「隱含作者」〔The Implied Author〕），它們在反映同樣的自傳故事時，出現在這本書中的三個不同部分。
這一版本的《別樣的色彩》，是在1999年伊斯坦布爾首版同名文集的框架上發展而成的。但早期的那個版本僅僅是一部散文彙編。這一版本卻不然，它將一系列自傳性的思緒、片段和情景連貫起來。對我來說，談談伊斯坦布爾，或者聊聊我喜歡的書、作家以及繪畫作品，凡此種種都不外是探討人生的借口。關於紐約的那部分作品，始寫於1986年，那年，我第一次踏進這座城市。它們見證了我這個異國人對它的最初印象，而我的假想讀者，則是土耳其人。書尾的小說《凝望窗外》極具自傳色彩，主人公的名字就是奧爾罕。而小說里的哥哥，像我所有小說中的哥哥一樣邪惡而殘暴，這與我的親哥哥——傑出的經濟史學家謝夫蓋·帕慕克毫無關係。在連綴這本書的過程中，我驚悸地發現，自己對天災（地震）和人禍（政治）有著特殊的興趣和極度的敏感，於是，我刪去了部分有關政治黑暗的文章。我一直相信，自己體內潛藏著一個貪婪的、躁動不安的書寫狂（一個永無休止地寫作、永遠用文字來譜寫生活的生靈）。為了使他高興，我需要不停地寫作。但在編撰這本書時，我發現，假如與這個書寫狂合作的編輯能給作品確立一個中心、一個框架和某種意義，那麼書寫狂會更加高興，而不至於因罹患書寫症而痛苦不堪。我希望細心敏感的讀者，不僅會關注我為寫作本身付出的努力，還會留意到此書富有創造性的編輯方式。
我是德國作家、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的傾心仰慕者，這方面的同道中人委實不少。但我有個朋友對他過分敬畏，於是為了惹怒她（當然，她也是學院派出身），我有時會問，「這個作家真有這麼了不起嗎？他只寫了幾部作品而已。如果他算得上有名，那也是因為他那無法寫成的大作，而不是因為那些已經寫完的作品。」這位朋友回答說，本雅明的作品漫無邊際，像碎片一樣斷斷續續，這正如生活本身。所以，就像人們對待生活一樣，總有那麼多文學評論家費盡心機，想拼湊出他作品的意義。而我呢，每次都會笑著說，「總有一天，我也會寫出一本僅由碎片組成的作品。」這就是那本書，所有碎片都置於一個框架之內，暗暗指向一個我試圖掩藏的中心：我希望讀者在想像那個中心的形成時，會感到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