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7日 美國 洛杉磯
美洲報業協會SIP，總部設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第52屆大會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以伊比利亞美洲新新聞基金會會長的身份致開幕詞。
有人問哥倫比亞的一所大學，該怎樣考察新聞學報考者的能力和志向。回答很乾脆：「記者不是藝術家。」這麼回答，恰恰說明新聞報道也是一種文學體裁。糟糕的是許多老師和學生對這一點要麼不清楚，要麼不以為然。也許，大部分學生在解釋自己為何報考新文學時，理由都不確切。有人說：「我選擇新聞傳播，是因為現在媒體報道的少，掩蓋的多。」還有人說：「它是通往政界的康庄大道。」只有一個人說，因為他喜歡報道，不喜歡被報道。
五十多年前，哥倫比亞報業在拉美遙遙領先。當時沒有新聞學校，得在編輯室、印刷車間。對門酒吧和周末派對中學。記者總愛扎堆，過集體生活，無比熱愛本職工作，其他話題一概不談。做新聞講究團隊協作，沒什麼私人空間。不懂得在一天二十四小時精彩的流動課堂里學習的人，覺得老談新聞實在無聊的人，也許他想當記者，也許他自以為是記者，但其實它既不是記者，也不想當記者。
曾幾何時，媒體只是報紙和電台。電台花了好長時間才追上紙質媒體，之後個性張揚，勢不可擋，略顯冒失，眨眼間便征服聽眾。電視剛出現時，都傳說它是魔盒。如今，其風靡程度難以想像。長途電話剛開通那會兒，要找接線員轉接。電傳發明前，只能通過信件和電報與國內外聯繫，好歹也能送到目的地。
電台接線員甘冒風險，在電波聲中凌空捕捉世界各地的新聞。博學的編輯將前因後果、細枝末節搜集完整，如同從一根椎骨漸漸拼出整副恐龍骨架，只是不能妄加評論，那是主編的神聖領地。社論號稱出自主編之手，其實不然。而且主編的字幾乎總是出了名的龍飛鳳舞，過去的主編，如《觀察家報》的堂卡洛斯·卡諾，或深受讀者歡迎的專欄作家，如《哥倫比亞時代報》的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卡利班」，都有專門的鑄排工辨認他們的手稿。在政治報道比重最大、影響最廣的時代，編輯部最敏感謹慎，也最有名望。
新聞分三大塊：新聞信息、時事與報道、編者按。訪談並不常見，也不單獨使用，多半作為時事與報道的原材料。因此，在哥倫比亞，「訪談」依然被稱為「報道」。記者是弱勢群體，相當於學徒加苦力，苦幹多年、表現良好，才能晉陞做領導。工作時間和工作性質表明：新聞從業人員的神經系統實際上是在逆向運轉。
入行沒別的條件，只要有做記者的意願。即便出生在報業世家——我們知道，大部分報紙都是家族所有——也要通過實踐證明自己的能力。俗話說的好：新聞要邊干邊學。進報社的人，有其他學科成績不好的，畢業找不著工作的，後知後覺、兜了一圈才發現新聞是心之所愛的其他行業的專業人士。心理素質一定要好，新人入行，會和海軍陸戰隊的新兵一樣備受捉弄，以激發偉大的創造力為由，被人嘲笑、被人下套，或在最後期限前一小時被勒令重寫。這是個培養人才、據實報道、士氣高漲、積极參与、觀點雲集的地方。經驗證明，對於有職業敏感、責任感和承受力的人來說，邊干邊學，易如反掌。實踐本身所需的文化基礎，在工作環境中就能得到加強。博覽群書是職業病，記者們如饑似渴地進行著自我教育，一目十行，就憑著他們的自學，邊讓新聞業——他們稱其為世界上最好的職業——蓬勃發展。阿爾維托·耶拉斯·卡馬戈 做了一輩子記者，其間兩次任共和國總統，他連高中都沒畢業。
後來，世道變了。哥倫比亞發放了兩萬七千張記者證，大多沒法給從業記者，只淪為從政府那兒撈好處、不排隊、進體育場不買票，或參加其他休閑娛樂活動的通行證。絕大多數記者，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大記者，都沒有、不想要、也不需要記者證。大家都說，新聞業沒有輸送後備人才的學校，於是，首批新聞傳播系應運而生，記者證也隨之出爐。然而，現在從業的專業人員多半沒有學歷，即使有，也是其他專業的，就偏偏不是新聞學。
接受採訪的老師、學生、記者、經理、管理人員都對學校在新聞業人才培養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質疑。「顯然，大家對理論思考與概念闡述都毫無興趣。」一批正在做學位論文的學生說，「造成這一局面，部分責任在老師。他們規定我們必須讀什麼，讀哪些書里的哪些章，讓我們複印一大堆的資料，可他們自己卻沒有任何觀點。」幸好，學生還能苦中作樂，自詡為「複印文稿專業人士」。大學也承認，目前，在人才培養上，尤其是人文學科的人才培養上，存在顯而易見的不足。高中畢業、剛入大學時，學生不會寫文章，會犯嚴重的語法和拼寫錯誤，文章讀不懂，深意悟不出，這都很正常，可許多人畢業時就和入學時水平一個樣。「他們只顧著貪方便，就是不愛動腦。」一位老師說，「讓他們修改文章或重寫，他們才不幹。」看來，學生唯一的興趣只是混完大學去當記者。他們脫離實際，無視重大問題，一切以自我為中心，不做社會調查，也不為社會服務。「獲得高尚的社會地位是他們職業生涯的主要目的。」一位大學老師說，「他么不想發揮自身價值，利用專業的技能豐富精神生活，只想趕緊讀完大學，提升社會地位。」
接受調查的學生大多對學校表示失望，他們理直氣壯地職責老師，聲稱自己身上缺少的優良品質，尤其是對生活的好奇心，都源於老師沒有好好培養。一位成績優秀，多次獲獎的女學生更是直言不諱：「讀完高中，學生應該有機會接觸不同的領域，找到興趣點。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得將學校教的知識一字不漏地背下來，這樣才能通過考試。」
有人認為，學生人數過多，造成教育質量下降，學校只管教書，不管育人，今天的人才都是對抗學校、單打獨鬥、自我努力的結果。還有人認為，注重培養學生能力和志向的老師寥寥無幾。「這很難。教學往往是重複再重複，」一位老師解釋道，「二十年教同一門課的老師還不如一個沒經驗的新手。」由此造成的結果令人悲哀：那些躊躇滿志地離開校園，踏上工作崗位的學生，必須在實踐中從頭學起，才能成為真正合格的記者。
有些人四處吹噓自己能反著看懂部長桌上的機密文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們還會不經允許，擅自錄音，或將事先說好絕不公開的談話公之於眾。最嚴重的是，這些有悖道德的行為，卻正契合了新聞業勇往直前，不惜一切代價，衝破一切障礙，揭黑幕，搶獨家的基本理念。因此，行內人士無不自覺並自豪地遵守實行，而對獨家新聞比的不是誰發得早、而是誰發得好這一點置若罔聞。這一弊端之外，另一個極端則是貪圖安逸，不思進取，工作完全依賴於冰冷、沒人情味的機器。
錄音機發明前，做新聞只需三件必不可少的工具，它們密不可分，「三位一體」：筆記本、千錘百鍊的職業道德和善於傾聽的好耳朵。最早的錄音機比打字機還重，聲音錄在磁帶上，而磁帶亂麻般地繞在線軸上。過了一段時間，記者開始用它幫助記憶，有的甚至連思考這麼重要的事也請它代勞。
其實，錄音機該怎麼用，怎麼用才道德，依然有待商榷。得有人提醒記者：它不是人腦記憶的代替品，而是早期派上過大用場的筆記本的升級版。錄音機聽得見，但並沒有真的在聽；能錄音，但不能思考；忠實，但沒有人情味。總之，僅靠它逐字逐句、一字不漏地記，還不如現場仔細聽、腦子裡多琢磨，好歹心裡有數。對電台來說，錄音機特別有用，因為能直接錄播，可弊端是不少採訪者只顧想下一個問題，根本不聽對方回答。對報社編輯來說，譽文字稿是最見功力也最傷腦筋的工作：辨音不清，詞義不明，拼寫錯誤，句法不通，種種問題就像一道道整得人頭昏眼花、死去活來的關卡。也許，筆記本雖然寒磣，還是得用，好讓記者邊聽、邊記、邊整理。
錄音機是訪談類節目泛濫成災的罪魁禍首。電台和電視台的性質決定了這類節目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本無可厚非，然而，紙媒也盲目跟風，竟誤以為記者的話不如被採訪者的話真實可信，訪談是記者與某個對事件有所思考、有所感悟的人之間的對話，而報道則負責細緻入微地將事件如實還原，讓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這兩種體裁互為補充，完全沒必要相互排斥。「報道」的資訊性與完整性，只有最原始。最精湛、唯一能在電光火石間和盤托出、一語道盡的「簡訊」體裁方能超越。因此目前，新聞學教學與實踐中遇到的難題並不是混合或取消原有體裁，而是幫它們各自在不同的媒體形式中找到新的定位、新的價值。要時刻謹記——大家似乎都忘了——調查研究並非新聞學裡的某個專業，從最根本的定義上來說，新聞學就是調查研究性的。
如今，信息和報道中加入了評論與觀點，而社論中也加入了資訊，這是半個世紀以來一個重大的進步。不用記者證前，新聞簡潔明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