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如果你同意的話，我們來回顧一下你的政治生涯吧。你父親是保守派。儘管我們常說，在哥倫比亞要判斷一個人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只要看這個人的父親就行了，但是你父親看來對你的政治立場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你很早就站在左派這一邊了。你的這一政治立場是否是對你的家庭的一種反叛？
加：其實也並非對我的家庭的反叛；你想，儘管我父親是保守派，但是我外祖父，那位上校，卻是自由派，而且還是曾經拿起武器反對過保守派政府的自由派。也許，我最初的政治教育是從他那兒得到的：他沒有給我講什麼仙女的故事，而是跟我講述了我們國家上一次內戰期間發生的極其殘酷的故事，那場內戰是自由派思想家及反教權主義者為反對保守派政府而發動的。我外祖父還給我講述了我出生那年發生在我們家鄉的那場香蕉工人大屠殺。你看，要說家庭的影響，我離反抗的潮流比離傳統秩序還更近一些。
門：你還記得你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開始閱讀政治書籍的嗎？
加：就在我就讀的錫帕基拉的一所中學裡。這所中學有許多老師都是在左派的老阿方索·洛佩斯總統 執政期間由馬克思主義者在師範學校培養出來的。在那所中學，代數老師在課餘教我們歷史唯物主義，化學老師借給我們看列寧的書，歷史老師則給我們講解階級鬥爭……當我從這座冰冷的牢房出來時，簡直分辨不清東西南北了；不過，我內心深處卻也有了兩條信念：一，優秀的小說應該是現實的藝術再現；二，人類最接近的目標是社會主義。
門：你加入過共產黨嗎？
加：我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參加過一個支部的活動，不過時間很短，我不記得做過什麼有意義的事情。確切地說，我不是黨組織的成員，只是一個同情者。從那時起，我和共產黨人的關係就時常變化。有時我跟他們爭論得非常激烈，因為只要我的態度他們不喜歡，他們就會在他們的報紙上對我大肆攻擊。不過，即使處於極其惡劣的環境，我也從來沒有發表過反對他們的聲明。
門：一九五七年我們倆去東德作了一次旅行。當時我們對社會主義滿懷希望，可是那次旅行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實在太糟糕了。那次訪問沒有動搖你的政治信念嗎？
加：你一定還記得，關於那次對我的政治立場起了決定性影響的訪問，我後來接連寫了一批文章，把我的那些印象永遠保存了下來，發表在當時波哥大的一家雜誌上。 二十幾年之後，這些文章未經我本人許可結集出版了。我想，人們出版這本書不僅僅是由於它的時代和政治價值，同時也是為了展示我個人思想發展中的所謂矛盾。
門：難道沒有所謂的矛盾？
加：沒有。我於是立即宣布該書合法並將其收入我的全集，現在，在哥倫比亞到處都能買到這種全集的平裝本。我沒有改動原版的一個字。此外，一九八〇年波蘭危機爆發的原因，我也在這些文章里進行了解釋，二十四年前，教條主義者說我被美國收買了。可笑的是，這些教條主義者今天卻腰纏萬貫，坐在資產階級權力的寶座上，而歷史的發展越來越清楚地證明真理掌握在我的手裡。
門：你對所謂的人民民主有何看法？
加：我那些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在所謂的人民民主下面，並無真正的社會主義可言，走這條路永遠也不會到達社會主義，因為這種制度不是建立在每個國家各自不同的條件之上的。這種制度是由蘇聯通過各國教條主義的、沒有想像力的共產黨強加於他們的，這些教條主義者除了不切實際地強制推行蘇聯模式之外，什麼也不會幹。
門：我們現在再來回顧一下我們倆的另一段共同經歷，在古巴的經歷。我們都在古巴拉美通訊社工作過。記得舊的共產黨開始控制古巴革命的許多機構時，我們兩人都辭職不幹了。你如今是否還認為當時我們這樣做是正確的？或者是否認為這僅僅是途中的一個意外，而當時我們未能分辨清楚？
加：我認為，我們當時在拉美通訊社的做法是正確的。要是我們還留在那裡，當時的教條主義分子就會抓住我們的思考方式，給我們扣上這麼幾頂大帽子：反革命分子、帝國主義走狗，等等。你大概還記得，我當時默默地躲開這種糾纏，繼續寫我的小說，在墨西哥一面寫電影劇本，一面就近密切關注古巴革命的發展和變化。依我看來，古巴革命在經歷了最初幾場巨大的風暴之後，正在艱難的有時甚至是矛盾的道路上行進，不過這為建立一個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令我們大家滿意的社會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前景。
門：你對此確信無疑嗎？相同的原因會導致相同的結果。如果古巴把蘇聯那一套制度
加：問題是從什麼角度進行分析，你們始終堅持「古巴是蘇聯的衛星」這種偏見，而我卻不以為然。你只須跟菲德爾·卡斯特羅打一分鐘交道，就會發現他不聽任何人發號施令。我認為，二十多年以來，古巴革命一直處於危急狀態，這要歸咎於美國所持的不諒解和敵視態度，他們不能容忍在離佛羅里達九十海里的地方存在這樣一個樣板。不能責怪蘇聯，如果沒有他們的援助（不管其動機和目的如何），就不會有今天的古巴革命。只要這種敵意不消除，古巴就只能處在危急狀態之中，被迫進行自衛以謀取生存，被排除在它所處的歷史、地理和文化區域之外。哪一天這一切都正常了，我們哪一天才能進行對話。
門：一九六八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菲德爾·卡斯特羅也同意了
加：眾所周知，我已發表了抗議聲明。如果再次發生類似事件，我仍將採取同樣態度。我和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立場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這裡完全不存在什麼巧合），他最後到底為蘇聯入侵進行了辯護，而我是永遠不屑為之的。但是，他在他的演說里對人民民主的內部情勢所做的分析，比我在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幾篇文章里所持的觀點還要尖銳、驚人得多。不管怎麼說，拉丁美洲的命運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在匈牙利、波蘭或捷克斯洛伐克決定，而只能在拉丁美洲決定。舍此之外，任何別的想法都是歐洲式的執念，關於這一點，你提出的一些有關政治的問題也不能倖免。
門：七十年代，古巴詩人埃韋爾托·帕迪亞 被捕並發表其著名的自我批評之後，我和你的好幾個朋友都對古巴政權保持距離，而你卻沒有。你沒有在我們發起的抗議電報上簽名，反倒回到古巴，跟菲德爾交上了朋友。是什麼原因促使你採取了這種對古巴政權極為有利的立場？
加：因為我想掌握更加確切、更加直接的情況。政治上的成熟使我對現實採取了一種更為心平氣和、更為耐心和更富人情味的諒解態度。
門：許多像你這樣的拉丁美洲作家把社會主義
加：我沒想過什麼第三條出路，我認為有許多出路，也許在美洲，包括美國在內，有多少國家就有多少條出路。我認為，我們必須尋找我們自己的解決辦法，同時儘可能地充分借鑒別的大陸經過長期、曲折的鬥爭而獲取的經驗，但絕不能機械地照抄照搬，而我們一貫如此行事。最終，必然會發現一種適合自己的社會主義模式。
門：談到別的可能性，那麼請問：密特朗政府能在拉丁美洲起什麼作用？
加：最近，在墨西哥舉行的一次午宴上，密特朗總統問一群作家：「諸位對法國有何指望？」結果，就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發生了爭論，問題被導向誰是誰的主要敵人。在座的歐洲人異口同聲地說，蘇聯是他們的主要敵人，他們肯定認為我們是想要對世界重新進行分配，就像人們過去在雅爾塔會議上所做的那樣。但是我們拉丁美洲作家卻說美國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最後是這樣回答總統的問題的（你現在提的也是這個問題）：「既然我們大家各自都有主要的敵人，那麼我要說，我們拉丁美洲今天缺少的是主要的朋友，一個社會主義的法國當之無愧。」
門：你認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那種民主有可能在第三世界實現嗎？
加：發達國家的民主是它們自身發展的結果，而非相反。在擁有不同文化的其他國家（例如在拉丁美洲各國）生硬地強制推行這種民主的做法是機械的、不切實際的，這跟推行蘇聯的制度毫無二致。
門：那你認為民主只是富國特有的一種奢侈啰？你別忘了，民主能保護你為之鬥爭的人權……
加：我說的並不是原則，而是民主的形式。
門：順便問一句，你長期為人權進行鬥爭，結果如何呢？
加：這很難衡量，像我在人權方面所進行的工作，並不都能收到明顯的、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有時也會出人意料。而且，在諸多因素同時並存的情況下，要衡量其中一個因素的效果幾乎是不可能的。對於像我這樣一個享有一定聲譽並習慣了成功的作家，這類工作就是一所教導謙卑的學校。
門：在你所做的諸多工作中，哪一件最使你感到滿意？
加：在我所做的這類工作中，給我帶來最迅速、最令人激動同時也最合理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