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一本書是他默默地抑制著衝動的激情一口氣寫出來的。每天晚上，當活字鑄排機沉寂無聲，一樓那架輪轉機只發出微弱而哀怨的嘆息時，他便躲進巴蘭基亞《先驅報》闃無一人的編輯部里奮力打字。在空著座位的寫字檯上方，電風扇的叉形扇翼徒勞地轉動著，想要驅走炎熱。遠處，從「罪惡大街」的酒吧里傳來一陣陣粗俗不堪的音樂。當他疲憊地從打字機旁站起身來，夜已經很深了，天都快要亮了；但他卻毫無睡意，馬孔多的人物和故事依然縈繞在他的腦際。他把剛剛打好的稿件裝進一個皮口袋，走出報社。外面飄散著海灘和爛水果溫熱的氣味，這是這座城市的老味道。在一家酒吧門口，一個醉漢踉踉蹌蹌地邁著步子。加夫列爾夾著手稿，穿過聖尼古拉斯廣場，向那家妓女寄宿的旅館走去。旅館下面是公證人事務所。除了乞丐和垃圾，街上空蕩蕩的。等待著加夫列爾的那個單人房間，每晚只要一個半比索；不過四壁都是硬紙板，裡面只有一張行軍床。
他的第一部小說就在這種環境里問世了。《枯枝敗葉》是一本內容充實的書，它已經包含了馬孔多所有的荒涼以及對昔日的眷戀，完全有理由使它的作者名揚拉丁美洲。然而事與願違。任何一位作家只要寫出一部優秀的作品（而他已經寫出了四部）便有權享受的公眾的承認、聲譽或者說酬謝，卻在許多年之後才來到他的面前。當時，他的第五部作品《百年孤獨》，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先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後來在整個拉丁美洲，最後在全世界，像熱香腸似的出售。
這個時期，這種等待是艱難的，極需耐心，也許還要承受一些輕蔑，但是也悄悄地被不確定性，自然還有某些問題所糾纏。
《枯枝敗葉》耽擱了五年之久才得以出版。雖然這本書的原稿只送到很少幾個出版商手裡，但是竟然沒有一個人對它感興趣。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洛薩達出版社的審稿編輯、西班牙評論家吉列爾莫·德·托雷將原稿退回，還附了一條措辭生硬的評語：這本小說沒有價值，但還算有些詩意。出於憐憫，他甚至還忠告作者最好改行做別的工作。當時在波哥大《觀察家報》當記者的加夫列爾最後只得自行編輯校對，自費出版了《枯枝敗葉》；他靠幾個朋友幫忙，在波哥大一家簡陋的印刷廠把書印了出來。
這部小說理所當然地在當地受到了好評，但是比起加夫列爾為《觀察家報》所寫的新聞報道來，它的反響卻要小得多。他連載的海難倖存者的歷險故事或者自行車賽冠軍的生活軼事往往使報紙銷量大增。
當《觀察家報》將加夫列爾派駐歐洲採訪時，他已是國內頗負盛名的記者了，然而依然是一名無人知曉的作家。一九五五年冬，他下榻居雅斯大街 的佛蘭德旅館，對於這家旅館的老闆娘來說，尊容經常見諸報端的加夫列爾，當時不過是，也許如今依然是「那個八樓的記者 」罷了。
我就是在那時候認識他的。我曾經寫到過，當時他只是一個孤零零的雙魚（今天，他那穩定的上升星座金牛已經主宰了他的生活），只受自己預感的指引。他身材瘦削，又長著一副阿爾及利亞人的面孔，這種模樣往往會引起警察的疑心，也把真正的阿爾及利亞人搞糊塗了（他們有時會在聖米歇爾大街 停住腳步，用阿拉伯語跟他攀談）。他一天要抽三盒煙，不懂法語，冥思苦想企圖在石頭和霧氣的海洋巴黎闖出一條路來。那時正值阿爾及利亞戰爭 期間，也是布拉桑 的歌曲開始風靡，情侶們絕望地在地鐵里或家門口親吻的年代。在布達佩斯事件 之前，人們從政治角度看待世界還好比看西方電影一般：社會主義這一邊是好人；另一邊則是壞蛋。
最近，我們重訪了居雅斯大街當年他下榻的那間閣樓。窗前是拉丁區的一片屋頂，屋內仍然可以聽到索邦神學院報時的鐘聲，但是，已經聽不到每天早晨從街上進來兜售洋薊的小販悲愴的叫賣聲了。每天晚上，加夫列爾讓膝蓋緊緊挨著暖氣片，抬眼就能看見用一枚大頭針釘在牆上的他的未婚妻梅塞德斯的肖像，寫一部小說，一直到晨光熹微的黎明；那本小說就是《惡時辰》。但是他剛開了個頭，就不得不停了下來。他準備塑造的一個人物，一位望眼欲穿地等著退伍金的內戰時期的老上校，需要有他自己的一塊地盤，需要一整部小說。他把它寫了出來。他寫出了《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這一方面固然是為了給《惡時辰》掃清道路，另一方面也是想要通過文學解除當時日常生活的窘困：他跟他筆下的人物一樣，吃了上頓沒有下頓，也總是在等待來信，等待附有支票的來信，但總也沒有音訊。
他的經濟問題起始於刊登在《世界報》上的一則三行字的消息，我們是在學院路的一家咖啡館裡看到的。原來，當時統治哥倫比亞的獨裁者羅哈斯·皮尼利亞 關閉了《觀察家報》，而加夫列爾正是該報駐巴黎的記者。「沒什麼關係。」他說。但是實際上關係很大。來信再也不附帶支票了。於是，過了一個月，他就繳不出旅館的房錢了。布拉桑還在唱他的歌，情侶們還在地鐵里親吻，然而巴黎已然不是他初來時的巴黎了，它變成一座苦澀、冷酷的城市，不少拉丁美洲人對此都深有體會。巴黎的房間有如冰川一般寒冷，到處都是穿著破爛的套頭衫的人。在巴黎，吃一頓熱飯，挨著有火的角落取一會兒暖，就是一種大膽而令人驚訝的豪舉了。
巴蘭基亞的貧窮有它美好的一面，再說，窮也是相對而言的：那兒處處有友人，市長還常常派車把他送到他下榻的旅館，引得看門人和妓女都驚奇地睜大了眼睛。加勒比是充滿人情味的。「有飯大家吃。」那兒的人們常這樣說。巴黎恰恰相反，它對於窮人真是鐵石心腸。加夫列爾對此深有體會。有一天，他在地鐵里不得已跟人要一枚硬幣，一個人給了他，但卻是沒好氣地把錢放在他手裡的，而且對他的解釋根本不屑一聽。
加夫列爾曾經說過，一座城市，只要他在那兒待過，就會比別的城市給他留下更為持久的印象。巴黎留給他的印象是悲傷的：「一個漫漫長夜，我無處棲身，便坐在長靠背椅上，在地鐵通風口散發出來的恩賜的霧氣中打著盹兒，度過了一宿；而且，還躲過了常常追打我的警察，因為他們總把我當成阿爾及利亞人。突然，曙光出現在天際，煮菜花的氣味消失了，塞納河也停止了流動，在這個為晨光薄霧所籠罩的秋天的星期二，我成了這座空曠的城市裡唯一活著的存在。當時發生了這麼一件事：當我走過聖米歇爾大橋時，我聽到了一個男人的腳步聲；我在霧靄中隱隱約約地看到那人穿著一件深色外衣，兩手插在衣兜里，頭髮似乎剛剛梳過。我們在橋上擦肩而過的那一瞬，我瞥見了他半張清癯而蒼白的臉龐；他是在哭著走道的。」
他在這一時期的產兒便是《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他的第二部小說。不過這本書也沒有給他打通門路。我記得，這部小說的副本我保留了很長一段時間，那是一份打在黃色紙張上的稿子。我把它送給一些人看，心想這些人一定能促成其付梓，不料他們居然並不欣賞這本小說的文學質量。
在巴黎旅居數年之後，我們去了加拉加斯當記者。加夫列爾仍然在晚上不工作的時候寫作。這時候他是在創作《格蘭德大媽的葬禮》等短篇小說。還是沒有人發現，這位在雜誌社供職的記者已經很自然地成長為一個優秀的作家了。加拉加斯是一座到處是移民的城市，擁有窗明如鏡的大樓和水泥高速公路，在這裡，任何成就都會牽涉數百萬玻利瓦爾 ，除此之外，它還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來承認不請自來的天才。當然，它對今天的加西亞·馬爾克斯極其慷慨大方，但是想當初，他不過是一個瘦削的、不安分的三十來歲的記者，它甚至連他的存在都不知道。儘管他能寫一手非常出色的新聞報道，可是把自己的小說寄去參加各類報紙的評獎活動卻一無所獲。
後來，到了波哥大，他依然期待著。他還是在晚上寫作（現在是寫《惡時辰》了）。那時候，他和我兩人主持著拉美通訊社分社的工作。《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在一家文學雜誌上發表了，但該雜誌的編輯事先並沒有徵得作者的同意，也沒有付一分錢的稿酬。因為，他們無疑認為，發表一部出版商不屑一顧的稿子已經是一種頗為慷慨的酬謝了。當然，《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在當地獲得了好評，正如晚些時候《惡時辰》得到的評價一樣；後面這部小說以後還獲得了哥倫比亞埃索石油公司贊助的全國文學獎。
不過，不管怎麼說，這些只是微不足道的成績。這些書的印數很少，給的稿費很低，發行範圍也僅僅局限在國內。除了在哥倫比亞，還沒有人知道加西亞·馬爾克斯是何許人。甚至在國內，除了他的一些密友之外，其他人也僅僅把他看作是一個尚有價值的地方文學的代表，而遠非才華超群的作家。波哥大的上流社會一向以姓氏和衣衫取人，因此絕不忽視他來自外省、來自沿海地區的出身，他那支棱著的頭髮，他穿的紅襪子，也許還有他分不清吃魚和進甜食時該用什麼刀叉的笨拙模樣。
有人說得妙：拉丁美洲的資產階級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