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格達萊納河 中央的沙洲上，突然出現了一條熱得昏昏沉沉的鱷魚。每當黎明或黃昏彩霞滿天的時分，長尾猴和鸚鵡便在遙遠的河岸上不住地啼鳴。跟馬克·吐溫時代穿梭於密西西比河上的汽船一樣，老式的輪船也需八天時間才能沿這條河慢慢地溯流而上，到達內地。加夫列爾在十三歲的時候第一次登上這種輪船，開始了他的流浪生涯，這段生活將對他的一生起決定性的作用。
下了輪船，搭乘一趟吃力地向雲遮霧障的高山攀登的火車，經過長途跋涉，他終於在一月的一個下午到了波哥大火車站。如今回想起來，那真是他生平最凄涼的一個下午。當時，他穿著一身用父親的舊衣服改的黑色西裝，裡面套著一件背心，戴著一頂禮帽，提著「一隻頗有聖墓風采的箱子」 。
他覺得波哥大是「一座遙遠而又凄涼的城市，那裡自從十六世紀以來就淫雨連綿。這座陰暗的城市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街上來去匆匆的眾多男子，他們跟我一樣，都穿著一身黑衣服，戴著禮帽，可是，滿街竟見不到一個婦女。引起我注意的還有冒雨拉著啤酒車的高大的佩爾切隆良馬 、有軌電車在雨中拐過街角時迸發出的火星，以及為了給絡繹不絕的送葬的人群讓道而造成的交通堵塞的景象。那真是普天之下最為悲壯的葬禮：四輪馬車如大祭壇，黑色的高頭大馬披著天鵝絨，戴著飾有黑色絨羽的帶檐頭盔，還有那些大戶人家的屍體，這些人家自以為已將葬禮操辦得盡善盡美了。」
僅僅習慣於和緩的四季變化（即根據時間而非空間組合的變化）的歐洲人很難想像，在同一個國家，加勒比地區與安第斯山地區居然會有巨大的差別。當然，這首先是一種地理上的差別。加勒比地區是一個陽光和炎熱的世界，只能用濃烈的藍色和綠色來加以描繪；而安第斯山地區卻是一個雲霧繚繞、細雨霏霏、冷風習習的世界，只能用一種細膩的灰色和沉鬱的綠色來鋪展。
這還是一種人種上的差別。沿海居民是安達盧西亞 人、黑人以及勇猛的加勒比印第安人的後裔，他們生性直率開朗，與矯揉造作格格不入，絲毫不把等級和禮儀放在眼裡。他們喜歡舞蹈，他們的音樂總是十分歡快，有著非洲的節奏和打擊樂器的聲響。但山區的哥倫比亞人就大不相同了，他們保持著卡斯蒂利亞人 刻板、講究形式的特點，有著奇勃恰印第安人 沉默寡言和多疑的性格；他們的保守和注重禮節是不動聲色的，就連幽默都不易覺察。他們舉止彬彬有禮，往往掩蓋了骨子裡好鬥的性格，只要幾杯酒下肚，這種秉性就常常會不合時宜地暴露出來（國內的政治暴力行動從來不曾起自沿海地區，而是起自高原地區）。和圍繞著安第斯山居民的景色一樣，他們的音樂也是凄凄切切的：訴說著遺棄、離別，以及逝去的愛情。
對於這位來自沿海地區的十三歲少年來說，最使他感到驚訝和難受的莫過於他驀地意識到自己將不得不在這個陌生的世界生活了。他又驚又怕地看著首都如此凄涼的景象。夜幕漸漸四合，召喚人們去做晚禱的鐘聲響了起來。他透過出租汽車的小窗直勾勾地看著雨中灰暗的街道。想到要在這種殯葬般的氛圍中生活好幾個年頭，他心裡真是說不出的沉重。想到這裡，他不禁放聲大哭，使得來車站接他的學監大惑不解。
他受獎學金資助就讀的那所學校簡直是「一座修道院，沒有暖氣，也沒有鮮花」 ，坐落在「奧雷里亞諾第二 去尋找費爾南達·德爾·卡皮奧 的那個離大海一千公里的遙遠而又凄涼的鎮子」 。對於出生在加勒比地區的加夫列爾來說，「那所學校是一種懲罰，而那座冰冷的城市簡直是一種不公」 。
他唯一的慰藉是讀書。加夫列爾一文不名，舉目無親，而且又是被「一大群穿著講究的公子哥兒們」 包圍的沿海居民，他只有在書本里才能找到擺脫這種陰暗的現實的唯一途徑。在學校寬敞的宿舍里，他高聲朗讀這些作品：《魔山》、《三個火槍手》、《巴黎聖母院》和《基督山伯爵》。星期天，加夫列爾實在忍受不了這座安第斯山城的寒冷和凄涼，便躲在學校圖書館讀儒勒·凡爾納和薩爾戈里的小說，讀西班牙或哥倫比亞詩人的作品。他們的詩篇曾經在教科書上出現，都是些蹩腳的、咬文嚼字的詩人。幸好在那個時代出現了一個文學現象：一群哥倫比亞青年詩人在魯文·達里奧 和胡安·拉蒙·希梅內斯 的影響下，在巴勃羅·聶魯達更為直接和明顯的影響下，建立了一個名為「石頭與天空」 的文學小組。這群在文學上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摒棄了浪漫主義詩人、高蹈派詩人以及新古典主義詩人。他們認為可以用比喻來表達他們敏銳大膽的見解。「他們是那個時代的造反派，」今天，加西亞·馬爾克斯如是說，「如果沒有『石頭與天空』，我真不敢說我會成為作家。」
中學畢業後，他考入波哥大國立大學攻讀法律。詩歌仍然是他生活中最感興趣的東西。他不愛讀法典，愛讀詩歌。詩，詩，詩，如他今日所言。「我最為傾心的消遣（在那個時候）是在星期天登上裝有藍色玻璃窗的有軌電車，只要花五分錢，就可以從玻利瓦爾廣場到智利大街不停地兜風。我在有軌電車裡度過了那些令人憂傷的下午，那些下午似乎拖著一條由其他無所事事的星期天連綴而成的沒有盡頭的尾巴。而我在這种放任兜風的旅途中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讀詩，讀詩，讀詩！在城裡坐一個街段 的有軌電車，我可能就能讀一個街段的詩，直到夜雨霏霏、華燈初上的時刻。然後，我跑遍老城裡寂靜無聲的咖啡館，去尋找一位好心人陪我一起談論談論我剛剛讀完的那些詩篇，那些詩篇，那些詩篇。」
他對於小說的興趣是從讀了卡夫卡的《變形記》的那天晚上開始的。至今，他還記得，他是怎麼拿著同學剛剛借給他的那本書，回到坐落在市中心他下榻的窮酸的學生宿舍的。他脫去上衣，脫下皮鞋，鑽進被窩，打開書讀了起來：「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加夫列爾哆哆嗦嗦地合上了書本。「他媽的，」他想，「原來可以這麼干哪。」第二天，他便寫出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而把自己的學業忘得一乾二淨。
當然，他父親並不理解他這一英雄般的決心。這位昔日的電報報務員滿心希望他的兒子能夠獲得他沒有獲得的東西：一個大學的學位。所以，當得知加夫列爾荒廢學業時，他憂心忡忡，認為兒子是不可救藥了。加夫列爾的朋友們出於善意和好心，也這麼看待他。他不修邊幅，總是夾著一本書出入咖啡館。他可以在任何場所棲身過夜，所以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浪蕩的傢伙。不過，這會兒他不再詩啊詩啊地一個勁兒地讀詩了，而是小說、小說，著迷似的讀小說，先是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是托爾斯泰、狄更斯，再後來是上世紀的法國作家福樓拜、司湯達、巴爾扎克、左拉。
他在二十歲時回到沿海地區。在卡塔赫納這座由高大的城牆團團圍住、有著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陽台和狹窄的街道的古老城市，他又找到了加勒比地區的光與熱，並且，還在一家叫作《宇宙報》的報紙積滿塵土的編輯部里找到一份撰寫短評的差使。他有的是時間寫小說，有的是時間跟他的朋友們在這個港口喧鬧的酒鋪里喝朗姆酒，一直到東方發白，滿載著妓女的縱帆走私船起錨駛向阿魯巴島和庫拉索島 。
說來也奇怪，在這座酷愛跳舞、崇尚美女、盛行棒球的無憂無慮、色彩明快的城市裡，居然有人突然對希臘人，特別是對索福克勒斯發生了興趣，那是由於他的一位對希臘作家了如指掌的酒友的推薦，此公如今是一名生意興旺的海關律師。那時，他還向加夫列爾介紹了克爾凱郭爾 和克洛岱爾 。
繼希臘人之後，他在文學修養上有了一個重大的發現：本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作家，特別是喬伊斯、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威廉·福克納。他是通過巴蘭基亞一個對文學如醉似狂的、放蕩不羈的青年文學小組發現這些作家的，那時，他離開了卡塔赫納，到哥倫比亞另一個加勒比沿海城市來居住。
巴蘭基亞是一座巨大的工業城市，是在馬格達萊納河入海口的塵土與炎熱之中漫無計畫地矗立起來的。它沒有卡塔赫納那麼嫵媚，沒有蔚藍如鏡的海灣，沒有城牆，沒有街燈，沒有古雅的陽台，也沒有在殖民時期那種昏暗的房子里遊盪的侯爵夫人、海盜以及宗教法庭法官們的鬼魂。它是一座建立在沖積平原上的城市，坦率而熱情，接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從卡宴 出逃後又沿著帕皮永 的路線繼續亡命的法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擊敗的德國飛行員、躲避納粹分子迫害的猶太人、來自義大利南方的移民，還有敘利亞人、黎巴嫩人和約旦人。誰也不清楚這些人是怎麼來的，但是一代、兩代、三代之後，他們如今成了本城一些頗為體面的家庭的創業者。除了在一年一度的狂歡節上推出一輛輛滿載著鮮花和姑娘的四輪馬車上街兜風以及穿著色彩絢麗的華貴服裝參加喧鬧的化裝遊行之外，這座城市的居民似乎沒有旁的光彩記錄，通常只是在工業和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