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一份巴黎的周刊（最嚴肅的周刊之一）刊登了一個「世紀天才」的專題。名單上有十八人：香奈兒、瑪麗亞·卡拉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居里夫人、伊夫·聖羅蘭、勒·柯布西耶、亞歷山大·弗萊明、羅伯特·奧本海默、洛克菲勒、斯坦利·庫布里克、比爾·蓋茨、畢加索、福特、愛因斯坦、羅伯特·諾伊斯、愛德華·泰勒、愛迪生、摩根。也就是說，沒有任何小說家、詩人、劇作家；沒有任何哲學家；只有一個建築師；只有一個畫家，可是有兩個時裝設計師；沒有任何作曲家，有一個歌劇女高音；只有一個導演（巴黎的記者沒選愛森斯坦、卓別林、伯格曼、費里尼，他們比較喜歡庫布里克）。這份名單不是一些無知的人拼湊出來的。它極其清楚地宣示了一個真實的改變：歐洲與文學、哲學、藝術的新關係。
屬於文化的大人物，我們遺忘了嗎？遺忘並非確切的字眼。我記得在同一時期，在世紀將盡之際，一股論文潮幾乎將我們淹沒，關於格雷厄姆·格林，關於歐內斯特·海明威，關於托·斯·艾略特，關於菲利普·拉金，關於貝爾托·布萊希特，關於馬丁·海德格爾，關於巴勃羅·畢加索，關於歐仁·尤奈斯庫，關於奇奧朗，還有更多更多……
這些流露著怨恨的論文（感謝克雷格·雷恩為艾略特辯護，感謝馬丁·埃米斯為拉金辯護）讓周刊的名單有了清楚的意義：排除這些文化的天才，人們毫不遲疑；喜歡香奈兒輕鬆得多，她的衣服天真無邪，不會讓人有壓力，好過這些文化泰斗，一個個都和世紀之惡、墮落、罪行有所牽連。歐洲進入了檢察官的年代，歐洲不再被愛，歐洲不再愛它自己。
這麼說的意思是，這些論文對於它們描繪的作者所創作的東西特別嚴苛啰？啊，不是這樣的，在這個年代，藝術已經失去了吸引力，教授和行家們不再管那些畫作和書本了，他們只管做出這些作品的人，還有他們的人生。
在檢察官的年代，人生的意思是什麼？
是原本要遮掩在騙人的外表下的一長串事件，也就是錯事。
為了在偽裝之下找出錯事，論文作者必須有偵探的天分，還得有一個密探的網路。而為了不要失去學術高度，論文作者得在頁章節附註明告密者的姓名，因為這麼一來，以科學的眼光來看，一段流言蜚語就成了真實。
我打開這本以貝爾托·布萊希特為主題的八百頁巨著。作者是馬里蘭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的教授，他巨細靡遺地論證了布萊希特靈魂的卑劣之處（掩飾自己的同性戀、色情狂、剽竊自己情婦們的劇作、贊同希特勒、說謊成性、冷酷無情），之後，終於來到他的肉體（第四十五章），來到他非常嚴重的體臭，作者為此寫了一整段。為了確認這則嗅覺發現的科學性，作者在這一章的第四十三個注釋里指出，他「這個細緻的描述來自薇拉·滕舍特，當年柏林人劇團的攝影主任」，她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告訴他這件事（也就是在這個發臭的人入殮三十年之後）。
啊，貝爾托，你還剩下什麼？
你的體臭，被你忠誠的合作夥伴保存了三十年，然後由一位學者接手，以大學實驗室的現代方法強化之後，將它送往我們未來的千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