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了不起的索利玻》可能像是一部充滿地方色彩的異國情調小說，以一個別處無法想像的民間說書人的角色為中心。錯了，夏姆瓦佐的這部小說處理的是文化史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走向終結的口述文學與初生乍現的書寫文學的相遇。在歐洲，這樣的相遇發生在薄伽丘的《十日談》。如果沒有說書人在聚會中娛樂眾人（在當時，這依然是流行的做法），歐洲散文的第一部偉大作品就不可能存在。後來，直到十八世紀末，從拉伯雷到勞倫斯·斯特恩，說書人的聲音在小說中不斷回蕩。小說家一邊寫，一邊對讀者說話，對象是他，辱罵他，討好他；換讀者上場的時候，他一邊讀，一邊聆聽小說的作者。一切都在十九世紀初發生了變化，我稱之為小說歷史的「下半時」 開始了：作者的話語消失在書寫的後頭。
「埃克托爾·比安喬蒂 ，這話語是獻給您的」，《了不起的索利玻》扉頁上的題獻這麼寫著。夏姆瓦佐堅持：話語，而非書寫。他自認是說書人的直接傳承者，他自稱是「話語的記錄者」而非作家。在跨越國家的文化歷史地圖上，他意欲佇立之處，是高聲的話語越過驛站，轉入書寫文學之處。在他的小說里，「索利玻」這位想像出來的說書人對他說了這段話：「我說話，可是你呢，你以寫作宣告你來自話語。」夏姆瓦佐是來自話語的作家。
然而，就如同塞澤爾並非密茨凱維奇，夏姆瓦佐也不是薄伽丘。他是個講究一切細緻之處的現代小說作家，他也是以這樣的作家身份（作為喬伊斯或布洛赫的孫輩）把手伸向索利玻，伸向文學的口述史前史。所以，《了不起的索利玻》是一次跨越數世紀的相遇。「你越過遙遠的距離把手遞給我，」索利玻對夏姆瓦佐這麼說。
《了不起的索利玻》的故事是，在法蘭西堡的一個名為「薩瓦內」的廣場上，索利玻對著偶然湊在一起的一小群人說話（夏姆瓦佐也在人群當中）。話說到一半，他死了。老黑人剛果知道，他被話語「斬」了。這種解釋實在很難讓警方信服，他們立刻掌握這個意外事件，全力查訪兇手。一些如噩夢般殘酷的審問隨之展開，在審問期間，死去的說書人這個角色呈現在我們眼前，在嚴刑拷打之下，其中兩個嫌疑犯死了。最後，屍體解剖排除了一切他殺的可能性，索利玻的死因不明；或許，真的，他是被話語「斬」了。
在這本書的最後幾頁，作者公開了索利玻說的話，就是他說到一半就突然死去的那段話。這段想像的話，是真正的詩歌，是進人口述性美學的開端：索利玻說的並不是一則故事，他說的是一些話語、一些奇想、一些諧音的文字遊戲、一些笑話，都是隨興所至的東西，都是自動話語（就像也有「自動書寫」一樣）。而既然和話語有關，當然也就和「先於書寫的語言」有關，書寫的規則無法在此施展它的權力，所以，沒有標點，索利玻的話就像沒有句點、沒有逗號、沒有段落的一條河，宛如《尤利西斯》的最後一章，摩莉的長篇獨白。（這又是一個可以證明民間藝術與現代藝術在歷史的某個時刻有可能把手遞給對方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