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們呢？在歐洲，我們是什麼？
我想起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在十八世紀最後幾年內寫的那句話：「法國大革命、歌德的《威廉·邁斯特》和費希特的《全部知識學的基礎》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潮流（die grössten Tendenzen des Zeitalters）。」將一部小說和一部哲學書放在與一件政治大事同等的位置上，那時的歐洲就是這樣的。那是與笛卡兒和塞萬提斯一起誕生的歐洲：現代的歐洲。
很難想像，在三十年前，有人這樣寫（比如說）：非殖民化、海德格爾對技術的批評以及費里尼的電影，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潮流。這種思維方式已不再能夠回應時代精神。
而今天呢？有誰敢將同樣的重要性賦予一部文化作品（藝術作品、思想作品）和（比如說）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消失？
一部具有這樣重要性的作品不再存在了嗎？
還是我們已經失去了認出這樣的作品的能力？
這樣的問題沒有意義。現代的歐洲已經不復存在。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歐洲不再在哲學和藝術的鏡子中尋找它的身份。
但是，鏡子又在哪裡呢？到哪裡去尋找我們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