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是第一個認為「資本主義和普遍的現代社會」的特點首先是「官僚主義的理性化」的社會學家。他不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在他那個時代還只是一種規劃）危險或有益，他只是認為它是無用的，因為沒有能力去解決現代性的主要問題，也就是社會生活的「官僚主義化」（Bürokratisierung），在他看來，這種官僚主義化是無論如何會持續下去的，不管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什麼。
韋伯關於官僚主義的思想闡釋於一九〇五年和他去世的一九二〇年之間。我想指出，一個小說家，也就是阿達爾貝特·施蒂弗特，早於偉大的社會學家五十年意識到了官僚主義根本的重要性。但我禁止自己進入藝術與科學關於他們的發現孰先孰後的爭論，因為兩人指向的並非同一樣東西。韋伯進行的是對官僚主義現象的社會、歷史、政治的分析。施蒂弗特提出的則是另一個問題：生活在一個官僚主義化的社會中，這對一個人來講具體意味著什麼？人的生活是如何被它改變的？
在《晚來的夏日》之後六十年左右，另一位中歐人，卡夫卡，寫了《城堡》。對施蒂弗特來說，城堡與村莊的世界代表著綠洲，老里查赫在為了避免當高級公務員的生涯逃到此地，終於可以幸福地與鄰居、動物、樹木，與「事物的本來面目」生活在一起。這個世界——施蒂弗特（與他的弟子們）的其他許多文字都描寫了它——在中歐成為一種田園牧歌式理想生活的象徵。而正是這個世界：一個城堡，外加一個平靜的村莊，作為施蒂弗特讀者的卡夫卡讓一大堆辦公室、一大批公務員和一堆堆公文侵佔了！卡夫卡殘酷地侵犯了反官僚主義的田園牧歌的神聖象徵，向它強加了一種正好相反的意義：全面官僚主義化的全面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