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聲，大象希形
——老子
他曾經給我們音樂，而現在，他不能再給我們了。
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聲律，真正震撼人的巨響可以是沉寂，所以，他仍在給我們音樂。
他是史惟亮先生。
對我而言，他差不多是一種傳奇性的人物。以前，他做的是抗日後方工作，在東北——那神秘的、悲壯的土地上（只有在那山從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才能孕育出他這樣純潔的人物吧！）。他又在西班牙，在德國學音樂，是作曲家，是音樂理論家，一心想弄好一座音樂圖書館，他還不時爬山涉水地去采民謠……
去年秋天，我託人交了一本我的舞台劇（嚴子與妻》給他。不久，我跟他打電話，他的聲音異樣地柔和：
「我好喜歡這劇本，寫得真美。」
作為一個劇作者，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任何人可以給你讚美也可以給你鞭笞，我早已學會了淡然，但史先生的讚美不同，我激動地抓緊電話筒。
「我可以幫得上什麼忙嗎？」
我正不知如何開口，他竟那麼仁慈地先說了。
「我對配樂的構想是這樣的，我認為戲劇是主，音樂不可以喧賓奪主，我希望觀眾甚至沒有發現到音樂——雖然音樂一直在那裡，中國音樂向來就不霸道的。」
他的話雖說得很簡單，但是我還是覺得驚奇，讓一個藝術家做這樣多的讓步，在別人少不了要經過跟對方的辯論，跟自己的矛盾，直到最後才得到協調。而在史先生，卻是這樣自然簡單。
秋意更深時，他交出了初步的錄音帶，那天舞台和燈光的設計聶光炎先生也來了，負責視覺效果的和負責聽覺效果的開始彼此探索對方，來作更進一步的修正。
「真謝謝你，藉著這個機會我倒是想了許多我從前沒有想過的東西，對我很有用。」
——他總是令我驚訝，應該致謝的當然是我，可是他竟說那樣的話。似乎有人批評他生性孤傲，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卻是異樣的謙遜。
劉鳳學先生知道史先生答應配樂，很感奇怪：
「他暑假才動過大手術的。」
「手術？」我完全茫然。
「是的，癌症。」
不，不會的，不是癌症，一定什麼人傳錯了話，他看起來健康而正常，或者那東西已經割除了，總之，癌不該和他有關係，他還有許多事要做。
他差不多總是微笑，他的牙齒特別白，特別好看，他的鼻以上有一種歷經歲月和憂患的滄桑的美，鼻以下卻是一種天真的童稚的美。他的笑容使我安心，笑得那麼舒坦的人怎麼可能是癌症病人。
他把配樂都寫好了，找齊了人，大伙兒在錄音室里工作了十二個小時，才算完成。
他對導演黃以功說：「大概是我們最後一次合作了。」
我去打聽，他得的真的是癌，而且情形比想像的還糟，醫生根本沒有給他割毒瘤，他們認為已經沒有辦法割了，醫生起初甚至沒有告訴他真實的情形，但他對一位老友說：「我已經知道了，我在朋友們的眼睛裡看出來。」
——聽了那樣的話我很駭然，以後我每次去看他的時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沒有調整好，即使是欺騙，我也必須讓他看到一雙快樂的眼睛。
十一月，我們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他遠從北投趕到華視攝影棚，那天他穿著白底藍條襯衫，藍灰色的夾克，他有一種只有中國讀書人才可能有的既絕塵而又舒坦的優美。
為了等別人先攝，我們坐下聊天，他忽然說想在兒童節辦一次兒童歌舞劇的演出，他說已找了四個學生，分別去寫兒童歌舞劇了，那天我手邊剛好有份寫給小女兒的兒歌，題目是《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桃花瓣兒在風裡滑滑梯，
小白魚在波浪里滑滑梯，
夏夜的天空是滑梯，
留給一顆小星去玩皮。
荷葉的綠茸茸的滑梯，
留給小水滴。
從鍵盤上滑下來的是，
朵、瑞、咪、發、梭、拉、提；
從搖籃里滑出來的是，
小表妹夢裡的笑意。
真的，真的，
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他看了，大為高興，問我還有多少，他說可以串成一組來寫，我也很興奮，聽到藝術家肯屈身為孩子做事，我總是感動的，我後來搜了十幾首，拿去給他——卻是拿到醫院裡給他的，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仍然意氣昂楊，仍然笑得那麼漂亮：
「每一首都可以寫，我一出去就寫，真好。」
後來他一直未能出院，他不知是安慰自己還是我，他說：「醞釀得久些，對創作有好處。」
他還跟我談他的歌劇，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寫好，倒是很像《綉襦記》里的鄭元和成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他敘述一個讀書人在一場賣唱人的競歌中得到第一，結果眾賣唱人排擠他，他終於在孤單的、不被接納的情形下，直奔深山，想要參悟生命究竟是什麼，可惜中間這段的歌詞部份（其實不是歌詞部分，而是思想部份）全還想不到較好的處理方法，他提到這出未完成的歌劇有一點點惆悵，他說：
「在國外，一個大歌劇應該是由一個基金會主動邀請作曲家寫的，那樣就省力多了。」
他說得很含蓄，而且也沒有抱怨誰，在所有的藝術家中，作曲家幾乎是比劇作家更凄慘的，他必須自己寫，自己抄，自己去找演奏的人，並且負責演出（事實上，目前連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沒有）一個歌劇連管弦樂隊動輒百人以上，哪裡是一個教員所能負擔的，他的歌劇寫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傷的事。
在醫院裡，他關心的也不是自己，聖誕節，榮總病房的前廳里有一株齊兩層樓高的聖誕樹，他很興奮：
「我跟醫院說，讓我的學生來奉獻一點聖誕音樂好不好，可惜醫院不答應，怕吵了病人。」
談到病，他說：
「知道有病，有兩種心情，一種是急，想到要好好的把應該做的事做完，一種反而是輕鬆——什麼都不必在乎了。」
冬天沉寂的下午，淡淡的日影，他的眼神安靜，深邃，你跟他談話，他讓你走入他的世界，可是，顯然地，他還有另一個世界，你可以感到他的隨和從眾，可是你又同時感到他的孤獨。
鑽六十對他根本無效，化學療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惡化，有一次他說：
「要是我住在一個小地方，從來不知有現代醫學，也許我會活得久些，其實那東西回想起來，我在馬德里就有——我的身體有辦法把它壓在那裡七八年，想想，前幾年我不是還滿山遍野地跑著去找民謠嗎？」
我喜歡他說自己的身體機能可以把癌症壓抑七八年的那種表情，他始終都是自信的。
《嚴子與妻》上演了，他很興奮，把我們送他的票都送給了醫生，卻自己掏錢給孩子買了票，我們給他一萬元的作曲費，他也不收，他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錢這回事，你們可以奉獻，我也奉獻吧！」
他向醫院請假要去看戲，院方很為難：
「讓我去，也許是最後一次！」
他到了，坐在藝術館裡，大家都動容了，在整個浩瀚的宇宙劇場中，即使觀眾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我們的演出就有了價值。
幕落了，我們特別介紹了史先生，他在掌聲中站起來，趕到後台和演員握手，演嚴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劇場原是最熙攘也最荒涼的地方，所有的聚無非成散，所有的形象終歸成空幻——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他說：
「演員的壓力也真重啊！」
他倒去安慰演員，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氣！他從不叫一聲苦，倒像生病的是別人，連醫生問他，他也不太說，只再三致謝——而其實，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著，故作輕鬆地說：
「我不起來，我有點『懶』。」
他不說法舒服，只說「懶」，我發現他和探病者之間總在徒勞無益地彼此相騙。
由於醫學院教書，我也找話來騙他，「有一個教授告訴我兩組實驗，有兩組老鼠，都注射了肺結核，但第二組又加註了腎上腺，結果第一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組老鼠仍然很興奮，爬上爬下的活動。」
「對，」他很高興，「我就是第二種老鼠。」
我也許不算騙他，我只是沒有把整個故事講完，實驗的結果是第二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來，才發現整個肺都已經爛了——那些老鼠不是沒有病，只是在體內擁有一些跟病一樣強的東西。
戲演完後，照例的尾聲是挨罵，我原來也不是什麼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慣了罵，頗能了解它是整個演出環節中必然發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來安慰我：
「別管他們，我這兒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說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