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在外邊吃薯條。這麼熱的天氣，坐在有空調的房間，挖一勺聖代，拈起薯條塞進嘴裡，對我這樣沒太大追求的人來講，很值得開心了。夕陽透過玻璃打到地上，我心裡很美。
這時，手機響了。收到一條微信，我爸發的。看完心裡頓時就不美了。
老爸好些年都沒用這麼聲色俱厲的口吻跟我說過話了。事情也是小事，但沒想到他那麼震驚，他說，你怎麼可以詆毀別人？這樣別人會怎麼看你？人家會質疑你的人格！
我嚇了一大跳。想想，原來是在前一篇文章里，我提到某個歷史人物，稱之為流氓、裝逼犯。但其實沒有詆毀的意思，因為那篇文章談的不是道德只是書法。況且，在今天這麼個時代——評價一個人的價值總是用金錢和權力，而不是用道德作為標準的時代，「流氓」一詞即使說不上溢美，也早就喪失了詆毀的力量。
但對我爸那代人來說，不是這樣子的。他們年輕的時候，有一項罪名叫「流氓罪」。那是一種比「殺人」更讓人抬不起頭的罪名。所以，他完全想像不了，拍著一個人的肩膀說「你個臭流氓」是怎樣的評價。就像一個北方人也許想像不了廣東人見面會先問候一聲「屌你」。
「流氓」這個詞在我們這代人的語境下，含義發生了變化。可我爸不能察覺。你看，我現在坐在這裡吃薯條，而我老爸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卻沒有嘗過薯條的味道。這就是原因。他出差去外地時，總是找個家常菜館，點個紅燒大腸，牛百葉，再整點酒。哪怕是一個人，也要來點酒，還是白的。有一年他跟團出去旅遊，回來問他照片，他垂頭喪氣地說，別提了，相機根本沒法拿出來，人家的都是數碼相機。他不知道，我之前學院的院長，在一本書的序言里寫道：「本書所有的照片都是用膠片相機拍的，那是1990年我讀研究生時老婆送的。」
我讀高中的時候，有人跟我爸說，可以把鄉下一塊30畝的地賣給我家，每畝一萬塊。當時我爸很有點心動，我和我媽都不贊同。後來，地價漲了不少，我爸嘆息過很多次，覺得自己膽小。我爸還常常提一件事，就是他年輕的時候，在百貨公司站櫃檯，過年打算給經理的小孩兒塞幾百塊錢的紅包。我爺爺聽說此事，大為震驚：「你也太大膽了！這是行賄你知道不！」後來，直到公司倒閉我爸都沒被提拔，他因此常埋怨我爺爺太膽小。今天，他發微信表示震驚，勸誡我要謹言慎行的時候，我就想到了這個事。
不過我始終不知道，該不該向他說破。不是說破我對「流氓」一詞的理解，而是說破在他看來很嚴重的事情，其實壓根兒沒幾個人關注。這個事實也許比前者更令他沮喪。他大概以為他的兒子在互聯網上很能耐了——他上互聯網看的最多的就是他兒子的文章。假如是在十年前，我會毫不猶豫地那麼做，去告訴他我見到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並祈望他能有著和我一樣的理解。讀大學的前幾年，每次假期都有很多次，我坐在他的床頭，因為一些看法不同而爭論到很晚，從我媽在收拾碗筷爭論到我媽洗衣服，又從我媽在晾衣服爭論到我媽睡著了。直到我抱著雙臂走回自己房間，還因為沒能說服他而鬱悶。
近些年，很少再有這樣的爭執了。我也漸漸不再把見到的一切毫無保留地告訴他和我媽。起先，我覺得這可能徒勞，後來，我生怕這也許多餘。這會打破他安靜平和的生活，讓他覺得失落。我眼裡老爸是個有那麼一些雄心的老男人。但因為時代和出身的緣故，過了知天命之年，也沒能做出和年輕時的雄心相匹配的事情。這時候，如果展露給他那些他不曾見聞過的世界，很可能帶來的並非安慰而是遺憾。我媽就不是這樣子。她見到精彩的世界會開心，開心完了，再回到自己狹小的世界，也能安安靜靜地生活，並不會有什麼不適應。但對於一個和時代疏離了太久的男人來說，如果他的雄心還沒有失掉，就會為自己不能領會到世界的複雜和精彩而倍感遺憾。有些人活一輩子，開心就足夠。而另一些人會想，有些地方我還沒去過，有些事情我還沒經歷過，這樣就老了，他的心是不甘的。
我繼承了我爸這一點，有些不安分。不然我就卷著鋪蓋回老家去了，然後按照那裡的風俗、人情來處世，過一輩子。但那顯然是不能順遂我的心意的。所以寧願錯著，有時候也想冒一回險。就像一葉失去羅盤和帆的孤舟，寧願在海上漂流，也不願停泊在看得見的小島上。我不知道這是對還是錯。
許多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對還是錯。比如，我每天去單位上班，樓下的保安都會把門拉開，迎我進去。我會說一聲謝謝。我不知道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習慣用謝謝這個詞的，至少在老家的時候不是。如果孫悟空變成一隻蚊子，在我們縣城潛入千家萬戶，待上一年，恐怕都聽不到一聲謝謝。在我剛習慣說謝謝的時候，留意到跟我一起走進大樓的人不說謝謝，我有一種優越感，覺得自己充滿教養。
但當我開始仔細考察這件事的時候，我發現不是那麼回事。我留意觀察了下，發現來來往往進出這座大樓的人，除了我之外，沒人對保安說謝謝。那麼，我的謝謝就可能不再是一種禮貌，也談不上教養，而只是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對於我來說，會讓我自身感覺良好。但對保安來說，效果可能是壞的。因為沒人這麼做的時候，他不會太在意自己和客人身份的差別——大家都是一台機器上的螺絲釘，你在機器頭，我在機器屁股上，僅此而已。但是，當中間有一個人開始對他說謝謝的時候，他慣常的世界被打破了，開始注意到身份上的差異。他可能意識到，他本該得到所有人的謝謝，現在卻只得到了一個人的謝謝，進而可能意識到，他本該和這些客人一樣，現在卻是這麼地不一樣。保安二十歲左右，又黑又瘦，正是該讀大學的年紀。
這讓我想到一個同學的故事。她去一家店裡做頭髮。給她做頭髮的小姑娘比她小了些，在店裡待了蠻久了。倆人攀談起來，她問小姑娘什麼學歷，小姑娘說高中沒讀完。她就勸小姑娘，說至少應該把高中讀完。下次她再去做頭髮，不見小姑娘了，問別人，她們說，上次小姑娘回到宿舍哭了一天，然後就收拾東西回家了，說要繼續念書。
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就是那位保安，那位做頭髮的小姑娘。周圍的好多人也是。只是我們在境遇上比她們好一些。我們都無法參與到複雜世界的許多精彩的部分中來，在一座城市，我們是邊緣化了的。只是暫借這座城市的一席容身之地，來重複自己朝九晚六的單調生活。而這座城市在你眼前展開的，連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但也不能不說，這之中也許有上帝的善意在。因為你不能參與的生活，不能經歷的故事，也許看不到為好。就像那個段子，說從前鄉下幾個老頭干罷活閑聊，一個老頭見過些世面，說：「知道慈禧太后每天吃什麼嗎？白面饃，前邊放倆大海碗，一碗紅糖，一碗白糖，隨便蘸。」別的老頭都讚歎：「真是賽過活神仙。」——你看，上蒼是多麼善意。我要知道慈禧太后吃什麼，就不好意思說自己吃薯條了。
所以，如果還想讓一個年輕人吃薯條吃得很開心，就不要告訴他你每天吃的是什麼。我小時候一毛錢一根冰棍，兩毛錢一根雪糕。一個夏天能吃上幾支冰棍都會開心得不得了。我從未想像過會有這麼一天：每天都吃得上冰淇淋，卻不會感到開心。
不過，即便告訴年輕人那些有錢人每天吃什麼，也未必就是壞事。向年輕人展露世界的任何一面，都不會是純然的殘忍。因為他的路還很長，他總會有機會。可是，向一個不再年輕的人展露這些，也許就有些殘忍了。
人總得明白自己的處境的。然後，才可以如實地看待自己，得出一個恰如其分的結論。對於此刻的我來說，這個結論就是：
薯條放久了，是會涼的。薯條涼了，就不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