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字仲尼，魯國人。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西曆紀元前551），死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西曆紀元前479）。他一生的行事，大概中國人也都知道，不消一一地敘述了。他曾見過老子，大概此事在孔子三十四歲之後。
孔子本是一個實行的政治家。他曾做過魯國的司空，又做過司寇。魯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資格做定公的儐相，和齊侯會於夾谷，很替魯國爭得些面子。後來因為他的政策不行，所以把官丟了，去周遊列國。他在國外遊了十三年，也不曾遇有行道的機會。到了六十八歲回到魯國，專做著述的事業。孔子晚年最喜《周易》，那時的《周易》不過是六十四條卦辭和三百八十四條爻辭。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條卦象傳、三百八十四條爻象傳、六十四條彖辭。後人又把他的雜說纂輯成書，便是《繫辭傳》、《文言》。這兩種之中，已有許多話是後人胡亂加入的。如《文言》中論四德的一段。此外還有《雜卦》《序卦》《說卦》，更靠不住了。孔子還作了一部《春秋》。孔子自己說他是「述而不作」的。就是《易經》的諸傳，也是根據原有的《周易》作的，就是《春秋》也是根據魯國的史記作的。
此外還有許多書，名為是孔子作的，其實都是後人依託的，例如：一部《孝經》，稱孔子為「仲尼」，稱曾參為「曾子」，又夾許多「詩云」、「子曰」，可見決不是孔子做的。《孝經·鉤命訣》說的「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的話，也是漢人假造的誑語，決不可信。
一部《論語》雖不是孔子做的，卻極可靠，極有用。這書大概是孔門弟子的弟子們所記孔子及孔門諸子的談話議論。研究孔子學說的人，須用這書和《易傳》《春秋》兩書參考互證，此外便不可全信了。
孔子本有志於政治改良，所以他說：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又說：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後來他見時勢不合，沒有政治改良的機會。所以專心教育，要想從教育上收效。他深信教育功效最大，所以說「有教無類」，又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史記》說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這話雖不知真假，但是他教學幾十年，周遊幾十國，他的弟子必定不少。
孔子的性情德行，是不用細述的了。我且引他自己說自己的話：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這話雖不像「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人的口氣，卻很可想見孔子的為人。他又說他自己道：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這是何等精神！《論語》說：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
「知其不可而為之」七個字寫出一個孳孳懇懇終身不倦的志士。
孟子說孔子的時代，是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這個時代，既叫做邪說暴行的時代，且看是些什麼樣的邪說暴行。
第一，「暴行」就是孟子所說的「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共有弒君三十六次，內中有許多是子弒父的，如楚太子商臣之類。此外還有貴族世卿專權竊國，如齊之田氏、晉之六卿、魯之三家。還有種種醜行，如魯之文姜，陳之夏姬，衛之南子、彌子瑕，怪不得那時的隱君子要說：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
第二，「邪說」一層，孟子卻不曾細述。我如今且把那時代的「邪說」略舉幾條。
一、老子。老子的學說，在當時真可以算得「大逆不道」的「邪說」了。你看他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又說「聖人不仁」，又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又說「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去知，民利百倍」，這都是最激烈的破壞派的理想。
二、少正卯。孔子做司寇，七日便殺了一個「亂政大夫少正卯」。有人問他為什麼把少正卯殺了。孔子數了他的三大罪：
（一）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
（二）其談話足以飾邪熒眾。
（三）其強御足以反是獨立。
這三件罪名，譯成今文，便是「聚眾結社，鼓吹邪說，淆亂是非」。
三、鄧析。孔子同時思想界的革命家，除了老子，便該算鄧析。鄧析是鄭國人，和子產、孔子同時。《左傳》魯定公九年（西曆前501年），「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那時子產已死了二十一年（子產死於昭公二十年，西曆前522年），《呂氏春秋》和《列子》都說鄧析是子產殺的，這話恐怕不確。第一，因為子產是極不願意壓制言論自由的。《左傳》說：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可見子產決不是殺鄧析的人。第二，子產鑄刑書，在西曆前536年。駟顓用竹刑，在西曆前501年。兩件事相差三十餘年。可見子產鑄的是「金刑」，駟顓用的是「竹刑」，決不是一件事（金刑還是極笨的刑鼎，竹刑是可以傳寫流通的刑書）。
鄧析的書都散失了。如今所傳《鄧析子》，乃是後人假造的。我看一部《鄧析子》，只有開端幾句或是鄧析的話。那幾句是：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欲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
這話和老子「天地不仁」的話相同，也含有激烈的政治思想。
《列子》書說：「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呂氏春秋》說：
鄧析……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
又說：
鄭國多相懸以書者（這就是出報紙的起點）。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懸書是把議論掛在一處叫人觀看，致書是送上門去看，倚書是混在他物里夾帶去看）。令無窮而鄧析應之亦無窮矣。
又說：
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
這種人物，簡直同希臘古代的「哲人」（sophists）一般。希臘的「哲人」所說的都有老子那樣激烈，所行的也往往有少正卯、鄧析那種遭忌的行為。希臘的守舊派，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之流，對於那些「哲人」，非常痛恨。中國古代的守舊派，如孔子之流，對於這種「邪說」自然也非常痛恨。所以孔子做司寇便殺少正卯。孔子說：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又說：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他又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在懂得孔子的學說，必須先懂得孔子的時代，是一個「邪說橫行，處士橫議」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情形既是如此「無道」，自然總有許多「有心人」對於這種時勢生出種種的反動。如今看來，那時代的反動大約有三種：
第一，極端的破壞派。老子的學說，便是這一派，鄧析的反對政府，也屬於這一派。
第二，極端的厭世派。還有些人看見時勢那樣腐敗，便灰心絕望，隱世埋名，寧願做極下等的生活，不肯干預世事。這一派人，在孔子的時代，也就不少。所以孔子說：
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作者七人矣。
那《論語》上所記「晨門」、「荷蕢」、「丈人」、「長沮、桀溺」都是這一派。接輿說：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桀溺對子路說：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第三，積極的救世派。孔子對於以上兩派，都不贊成。他對於那幾個辟世的隱者，雖很原諒他們的志趣，終不贊成他們的行為。所以他批評伯夷、叔齊……柳下惠、少連諸人的行為，道：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又他聽了長沮、桀溺的話，便覺得大失所望，因說道：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正為「天下無道」，所以他才去栖栖皇皇地奔走，要想把無道變成有道。懂得這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