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事迹，已不可考。據《史記》所說，老子是楚國人（《禮記·曾子問》正義引《史記》作陳國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記》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乃是後人據《列仙傳》妄改的。《索隱》云：「許慎雲，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王念孫《讀書雜誌》三之四引，《索隱》此節，又《經典釋文·序錄》《文選注》《後漢書·桓帝紀》注，並引《史記》雲老子字聃。可證今本《史記》所說是後人偽造的。後人所以要說老子字伯陽父者，因為周幽王時有個太史伯陽，後人要合兩人為一人，說老子曾做幽王的官，當孔子生時，他已活了二百五十歲了）。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史記·孔子世家》和《老子列傳》，孔子曾見過老子。這事不知在於何年，但據《史記》，孔子與南宮敬叔同適周。又據《左傳》孟僖子將死，命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從孔子學禮（昭七年）。孟僖子死於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閻若璩因《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時，日食，恰入食限。閻氏因斷定孔子適周見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當孔子三十四歲（《四書·釋地續》）。這話很像可信，但還有可疑之處：一則《曾子問》是否可信；二則南宮敬叔死了父親，不到三個月，是否可同孔子適周；三則《曾子問》所說日食，即便可信，難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無論如何，孔子適周，總在他三十四歲以後，當西曆紀元前518年以後。太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歲（西曆前518年，日食）與四十一歲（定五年，西曆前511年，日食）之間。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老子當生於周靈王初年，當西曆前570年左右。
老子死時，不知在於何時。《莊子·養生主》篇明記老聃之死。《莊子》這一段文字決非後人所能假造的，可見古人並無老子「入關仙去」、「莫知所終」的神話。《史記》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餘歲」、「二百餘歲」的話，大概也是後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壽，至多不過活了九十多歲罷了。
上文說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又稱老子呢？依我看來，那些「生而皓首，故稱老子」的話，固不足信（此出《神仙傳》，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用之）；「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高士傳》）也不足信。我以為「老子」之稱，大概不出兩種解說：
（一）「老」或是字。《春秋》時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如叔梁（字）紇（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視（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傳》文十一年、襄十年，《正義》都說：「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訓壽考》，古多用為名字者，如《檀弓》晉有張老，《楚語》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同舉，先說字而後說名，故戰國時的書皆稱老聘（王念孫《春秋名字解詁》及《讀書雜誌》俱依《索隱》說，據《說文》「聃，耳曼也」。《釋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聃字下引漢《老子銘》雲「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禮記·曾子問》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是聃亦有壽考之意，故名聃，字老。非必因其壽考而後稱之也）。此與人稱叔梁紇、正考父，都不舉其姓氏，正同一例。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稱「有子」（哀十一年《左傳》），故後人又稱「老子」。這是一種說法。
（二）「老」或是姓。古代有氏姓的區別。尋常的小百姓，各依所從來為姓，故稱「百姓」、「萬姓」。貴族于姓之外，還有氏，如以國為氏、以官為氏之類。老子雖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於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後人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氏姓兩事混作一事，故說「姓某氏」，其實這三字是錯的。老子姓老，故人稱老聃，也稱老子。這也可備一說。這兩種解說都可通，但我們現今沒有憑據，不能必定那一說是的。
上篇說老子以前的時候，和那種時勢所發生的思潮。老子親見那種時勢，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響，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個時代的產兒，完全是那個時代的反動。看他對於當時政治的評判道：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敦敢？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議論。讀者試把《伐檀》《碩鼠》兩篇詩記在心裡，便知老子所說「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和「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的話，乃是當時社會的實在情形。更回想《苕之華》詩「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的話，便知老子所說「民不畏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的話，也是當時的實在情形。人誰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的時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亂也是死，自然輕死，自然不畏死了。
還有老子反對有為的政治，主張無為無事的政治，也是當時政治的反動。凡是主張無為的政治哲學，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動。因為政府用干涉政策，卻又沒幹涉的本領，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種反動，主張放任無為。歐洲18世紀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多主張放任主義，正為當時的政府實在太腐敗無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動。老子的無為主義，依我看來，也是因為當時的政府不配有為，偏要有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上篇所引《瞻卬》詩說的：「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那種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的斷想（老子尤恨當時的兵禍連年，故書中屢攻擊武力政策。如「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皆是）。故老子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老子對於那種時勢，發生激烈的反響，創為一種革命的政治哲學。他說：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所以他主張：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這是極端的破壞主義。他對於國家政治，便主張極端的放任。他說：
治大國若烹小鮮（河上公註：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
又說：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說：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猶兮其貴言（貴言，不輕易其言也。所謂「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極端的放任無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還以為全是自然應該如此，不說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說政府完全放任無為，百姓的心裡只覺得有個政府的存在罷了；實際上是「天高皇帝遠」，有政府和無政府一樣。「下知有之」，《永樂大典》本及吳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說此意更進一層，更明顯了。
我述老子的哲學，先說他的政治學說。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學思想不是懸空發生的。有些人說，哲學起於人類驚疑之念，以為人類目睹宇宙間萬物的變化生滅，驚歡疑怪，要想尋出一個滿意的解釋，故產生哲學。這話未必盡然。人類的驚疑心可以產生迷信與宗教，但未必能產生哲學。人類見日月運行，雷電風雨，自然生驚疑心。但他一轉念，便說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電有電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於是他的驚疑心，便有了滿意的解釋，用不著哲學思想了。即如希臘古代的宇宙論，又何嘗是驚疑的結果？那時代歐亞非三洲古國，如埃及、巴比倫、猶太等國的宗教觀念和科學思想，與希臘古代的神話宗教相接觸，自然起一番衝突，故發生「宇宙萬物的本源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並不是泰勒斯（thales）的驚奇心忽然劈空提出這個哲學問題的。在中國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學思想，全是當時社會政治的現狀所喚起的反動。社會的階級秩序已破壞混亂了，政治的組織不但不能救補維持，並且呈現同樣的腐敗紛亂。當時的有心人，目睹這種現狀，要想尋一個補救的方法，於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單有一種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