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評新詩集

評新詩集

一康白情的《草兒》

在這幾年出版的許多新詩集之中,《草兒》不能不算是一部最重要的創作了。白情在他的詩里曾有兩處宣告他的創作的精神。他說: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

他又說:

我要做就是對的;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

隨做我底對的;隨丟我底對的。

我們讀他的詩,也應該用這種眼光。「隨做我底對的」是自由,「隨丟我底對的」是進步。白情這四年的新詩界,創造最多,影響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詩,並不是有意創體。我們在當日是有意謀詩體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別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裡的東西」;他無意於創造而創造了,無心於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績最大。

白情受舊詩的影響不多,故中毒也不深。他的舊詩如「貳臣猶根蒂,四海未桑麻」(1916);如「多君相得乘龍婿,愧我詩成嚼蠟嫗」(1917),都是很不高明的。他的才性是不能受這種舊詩體的束縛的,故他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作的《除夕》詩,(頁301—304)便有「去,去,出門去!圍爐直幹麼?乘興訪朴園,踏雪沿北河」的古怪組合。「幹麼」底下緊接兩句極牽強的駢句,便是歧路的情境了。笨的人在這個歧路上仍舊努力去做他的駢句,但是白情跳上了自由的路,以後便是《草兒》(1919 年2 月1 日)的時代了。

自《草兒》(頁1)到《雪夜過泰安》(頁48),是一九一九年的詩。

這一組裡固然也有好詩,如《窗外》、《送客黃浦》、《日觀峰》、《疑問》;但我們總覺得這還是一個嘗試的時代,工具還不能運用自如,不免帶點矜持的意味。如《暮登泰山西望》:誰遮這落日?

莫是昆崙山的雲么?

破喲!破喲!

莫斯科的曉破了,莫要遮了我要看的莫斯科喲!

又如:

你(黃河)從昆崙山的溝里來么?

昆崙山里的紅葉,想已飽帶著一身秋了。

這都不很自然。至於《桑園道》中的山哪,嵐哪,雲哪,霞哪,半山上的煙哪,裝成了美麗簇新的錦繡一片。

現在竟成了新詩的濫調了!

自《朝氣》(頁49)至《別少年中國》(頁286),共二百四十頁詩,都是一九二○年的作品。這一年的成績確是很可驚的。當時我在《學燈》上見著白情的《江南》,就覺得白情的詩大進步了。《江南》的長處在於顏色的表現,在於自由的實寫外界的景色。我們引他的第三段:柳樁上拴著兩條大水牛,茅屋都鋪得不現草色了。

一個很輕巧的老姑娘,端著一個撮箕,蒙著一張花帕子。

背後十來只小鵝,都張著些紅嘴,跟著她,叫著。

顏色還染得鮮艷,只是雪不大了。

這種詩近來也成為風氣了。但這種詩假定兩個條件:第一須有敏捷而真確的觀察力;第二須有聰明的選擇力。沒有觀察力,便要鬧笑話;沒有選擇力,只是堆砌而不美,白情最長於這一類的詩,《草兒》里此類很多,我們不多舉例了。

平心而論,這一類的寫景詩,我們雖承認他的價值,也不能不指出他的流弊。這一類的詩最容易陷入「記賬式的列舉」。「雲哪,山哪,嵐哪」,固然可厭:「東邊一個什麼,西邊一個什麼,前面一個什麼」,也很可厭。

南宋人的寫景絕句,所以不討人厭,全靠他們的選擇力高,能挑出那最精彩的印象。畫家的風景畫,所以比風景照片更有意味,也是因為畫家曾有過一番精彩的剪裁,近日許多寫景詩,所以好的甚少,也是因為不懂得文學的經濟,不能去取選擇。

白情的《草兒》在中國文學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的紀游詩。中國舊詩最不適宜做紀游詩,故紀游詩好的甚少。白情這部詩集里,紀游詩佔去差不多十分之七八的篇幅,這是用新詩體來紀游的第一次大試驗,這個試驗可算是大成功了。我們選他的《日光紀游》第六首:馬返以上沒有電車了,我們只得走去。

好雨!好雨!

草鞋套在靴子上;油紙背在背上;顆顆的雨直淋在草帽上。

哈.哈.哈.哈.好雨!好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路赤腳的女子笑著過來了。

油紙背在背上;「下馱」提在左手上;洋傘撐在右手上;顆顆的雨直淋在繡花的紅裙上,他們看了我們越是忍不住笑了。

我們看了他們也更得了笑的材料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雨!好雨!

過幸橋,過深澤橋,我們直溯大谷川底源頭沿上去。

我們不溜在河裡也就是本事了!

哈.哈.哈.哈.好雨!好雨!

這種詩真是好詩。「看來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種有以異乎人的美」:這是白情評我的詩的話,他說這是美國風。我不敢當這句評語,只好拿來還敬他這首詩,並且要他知道這不是美國風,只是詩人的理想境界。

占《草兒》八十四頁的《廬山紀游》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國詩史上一件很偉大的作物了。這三十七首詩須是一氣讀下去,讀完了再分開來看,方才可以看出它們的層次條理。這裡面有行程的紀述,有景色的描寫,有長篇的談話;但全篇只是一大篇《廬山紀游》。自十六至二十三,紀五老峰的探險,寫的最有精彩,使我們不曾到過廬山的人心裡怦怦的想去做那種有趣味的事。白情在第二首里說:山阿里流泉打得欽里孔隆地響,引得我要洗澡底心好動,我就去洗澡。

石塘上三四家荷蘭式的茅店,風吹得涼悠悠地,引得我要歇憩底心好動,我就去歇憩。

這就是「我要做就是對的」。這是白情等一班少年人游廬山時的精神。我們祝福他們在詩國里永遠保持這種精神。

白情的詩,在技術上,確能做到「漂亮」的境界。他自己說:總之,新詩里音節底整理,總以讀來爽口聽來爽耳為標準。

這一層,初看來似是很淺近,很容易,所以竟有許多詩人「鄙漂亮而不為」!

但是,我們很誠懇的盼望這些詩人們肯降格來試試這個「讀來爽口、聽來爽耳」的最低限度的標準。

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二俞平伯的《冬夜》

平伯這部詩集,分成四輯。他自己說:「第一輯里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第二輯里的作風似太煩瑣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澀之處;第三輯的前半尚存二輯的作風,後半似乎稍變化一點;四輯……有幾首詩,如《打鐵》、《輓歌》、《一勺水啊》、《最後的洪爐》,有平民的風格。」

平伯主張「努力創造民眾化的詩」。假如我們拿這個標準來讀他的詩,那就不能不說他大失敗了。因為他的詩是最不能「民眾化」的。我們試看他自己認為有平民風格的幾首詩,差不多沒有一首容易懂得的。如《打鐵》篇中的刀口碰在鋤耙上,刀口短了鋤耙長。

這已不好懂了。《輓歌》第四首是:山坳里有墳堆,墳堆里有骨頭。

駿骨可招千里駒;枯骨頭,華表巍巍沒字碑,招甚麼?招個呸!

這決不是「民眾化」的詩。《一勺水啊》是一首好詩,但也不是「民眾化」的詩:

好花開在污泥里,我酌了一勺水來洗他。

半路上我渴極了。

竟把這一勺水喝了。

……

請原諒罷,寬恕著罷!

可憐我只有一勺水啊!

這首詩雖不晦澀,但究竟不是民眾能了解的。

所以我們讀平伯的詩,不能用他自己的標準去批評他。「民眾化」三個字談何容易!十八世紀之末,英國詩人華茨活斯(Wordsworth)主張作民眾化的詩;然而他的詩始終只是「學者詩人」的詩,而不是民眾的詩。同時北方民間出了一個大詩人彭思(Burns),他並不提倡民眾文學,然而他的詩句風行民間,念在口裡,沁在心裡,至今還是不朽的民眾文學。民眾化的文學不是「理智化」的詩人勉強做得出的。即如平伯的《可笑》一篇(頁217),取俗歌「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無錢莫想他」四句,譯為五十行的新詩;然而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認,「詞句雖多至數(十)倍,而溫厚蘊藉之處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這不是一個明白的例證嗎?

然而平伯自有他的好詩。第四輯里,如《所見》一首:騾子偶然的長嘶,鞭兒抽著,沒聲氣了。

至於嘶叫這件事情,鞭絲拂他不去的。

又如《引誘》一首:

顛簸的車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著,細發拂著,於是我底頭頻頻回了!

這種小詩,很有意味。可惜平伯偏不愛做小詩,偏要做那很長而又晦澀的詩!

有許多人嫌平伯的詩太晦澀了。朱佩弦先生作「冬夜」的序,頗替平伯辯護,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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