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
近來雜誌上的「書評」，似乎偏向指摘謬誤的方面，很少從積極方面介紹新書的。今日（七月二十四）火車在貝加爾湖邊上行，一邊是輕藍色的鏡平的湖光，一邊是巉巉的岩石；這是我離開中國境的第三日了，懷念國中幾個治歷史的朋友，所以寫這篇短文，介紹他們的幾部新書。
陳垣（援庵）先生的《二十史朔閏表》，附西曆、回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版，價四元這是一部「工具」類的書，治史學的人均不可不備一冊。陳先生近年治中國宗教史，方法最精密，搜集最勤苦，所以成績很大。他的舊作《一賜樂業教考》、《也里可溫考》、《摩尼教入中國考》、《火襖教入中國考》，都已成了史學者公認的名著。他在這種工作上感覺中西回三種歷有合攏作一個比較長曆的必要，所以他發憤作成一部二十卷的《中西回史日曆》（不久也可出版）。他在做那部大著作之先，曾先考定中國史上二千年的朔閏，遂成這一部，《二十史朔閏表》。有了朔閏，便可以推定日曆；故此書實在是一部最簡便的中史二千年日曆。
此表起於漢高祖元年（羅馬五四八年，前206）每月有朔日的甲子，故推下月朔日的甲子，便知本月的大小；閏年則增閏某月，也記其朔日的甲子。
漢平帝元年以後，加上每月朔與西曆相當之月日。如晉惠帝永平元年（西291）下：
正二
乙酉
二16
甲寅
三17
我們便知是年正月初一等於西曆二九一年的二月十六，二月初一等於三月十七。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以後，添注回曆的歲首等於中歷某月某日。回曆系純太陰曆，月法有一定，單月皆三十日，雙月皆二十九日，無有閏月，逢閏年則十二月添一日，故平年為三百五十四日，閏年為三百五十五日。其計算最容易，故但注歲首便夠了，閏年則旁加黑點。
故此書不但是中史二千年日曆，實在是一部最簡明最方便的「中西回三史合曆」。
西曆與回曆皆有禮拜日，因有置閏或失閏的歷史的原因，推算須有變化。
此書附有七個「日曜表」，按表檢查，便知某日是星期幾。
此書在史學上的用處，凡做過精密的考證的人皆能明了，無須我們一一指出。為普通的讀者起見，我們引陳先生自己舉的幾個例：（1）例如陸九淵之卒在宋紹熙三年，據普通年表為西曆之一一九二年，然九淵之卒在十二月十四日，以西曆紀之，當為一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苟欲實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長曆為工具不可。
（2）西曆如此，回曆尤甚。……回曆則以不置閏月之故，歲首無定，積百年即與中西曆差三年。……洪武甲子（1384）為回曆七八六年。《明史》歷志，由洪武甲子上推七八六年，誤以中歷計算，遂謂回曆起於隋開皇己未（599）！不知以回曆計算，實起於唐武德五年壬午（622）
六月三日也。蓋積七百八十六年，回曆與中西曆已生二十三年之差異。不有中回長曆，何以釋《明史》之誤耶？
我們應該感謝陳先生這一番苦功夫，作出這種精密的工具來供治史學者之用。我們並且預先歡迎他那二十卷《中西回史日曆》出世。這種勤苦的工作，不但給杜預、劉羲叟、錢侗、汪曰楨諸人的「長術」研究作一個總結束，並且可以給世界治史學的人作一種極有用的工具。
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冊，北京景山東街朴社出版，平裝本價一元八角，精裝本二元四角這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的途徑，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實」
的精神。治歷史的人，想整理國故的人，想真實地做學問的人，都應該讀這部有趣味的書。
這一冊的本身分為三編：上編是顧先生與錢玄同先生和我往來討論的信
札；中編是民國十二年《讀書雜誌》上發表的討論古史的文字；下編是《讀書雜誌》停刊以後的論文與通信。三編共有六十四篇長短不齊的文字，長的有幾萬字的，最短的不滿五十個字。
為普通讀者的便利計，我勸他們先讀下列的幾篇：
（1）自述整理中國歷史意見書（頁34—37）
（2）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頁59—66）
（3）答劉胡二先生書（頁96—102）
（4）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頁102—105）
（5）古史討論的讀後感（頁189—198）
讀了這幾篇，可以得著這書的根本出發點和根本方法，然後從容去看全書的其他部分，便更覺得有趣味，更容易了解了。
但無論是誰，都不可不讀顧先生的自序。這篇六萬多字的自序，是作者的自傳，是中國文學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自傳。他在這篇自傳里，很坦白地敘述他個人的身世，遭際的困難，師友的影響，興趣的變遷，思想的演進，工作的計畫。我的朋友Hummel 先生讀了這篇自序，寫信給作者，說此篇應該譯為英文，因為這雖是一個人三十年中的歷史，卻又是中國近三十年中思潮變遷的最好的記載。我很贊同這個意思。顧先生少年時曾入社會黨；進北大預科時曾做幾年的「戲迷」；曾做古文家的信徒，又變為今文家；他因為精神上的不安寧，想求一個根本的解決，所以進了哲學系；在哲學系裡畢業之後，才逐漸地回到史學的路上去。他是一個真正好學的人，讀書像「瞎貓拖死雞」一樣，所以三十年國內的學術思想的變遷都一一地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又是一個「性情太喜歡完備」的人，凡事都要「打碎烏盆問到底」，所以他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肯淺嘗，不肯苟且，所以他的「興之所之」
都能有高深的成績。他的搜集吳歌，研究孟姜女，討論古史，都表現他的性情的這兩方面：一方面是虛心好學，一方面是刻意求精。
承顧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四十八個字的簡訊作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這四十八個字居然能引出這三十萬字的一部大書，居然把顧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終身事業的大路上去，這是我當日夢想不到的事。然而這樣「一本萬利」的收穫，也只有顧先生這樣勤苦的農夫做得到。當民國九年十一月我請他點讀《古今偽書考》的時候，我不過因為他的經濟困難，想他可以藉此得點錢。他答應我「至慢也不過二十天」（頁6）。但他不肯因為經濟上的困難而做一點點苟且潦草的事，他一定要「想對於他徵引的書都去註明卷帙，版本；對於他徵引的人都去註明生卒，地域」（頁14）。因為這個原故，他天天和宋元明三代的辨偽學者相接觸，於是我們有《辨偽叢刊》的計畫。先是辨「偽書」，後轉到辨「偽事」。頡剛從此走上了辨「偽史」的路。
到民國十年一月，我們才得讀崔述的《考信錄》。我們那時便決定頡剛的《偽史考》，即可繼《考信錄》而起（頁22）。崔述推翻了「傳記」，回到幾部他認為可信的「經」。我們決定連「經」都應該「考而後信」。在這一方面，我們得著錢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
到十年的六月，頡剛早已超過《辨偽叢刊》的計畫了。他自己想做三種書：
（1）《偽史源》；（2）《偽史例》；（3）《偽史對鞫》（頁36）。
這三種之中，他的「偽史源」的見解於他這五年的史學研究有最大的影響。
他說：
所謂「源」者，其始不過一人倡之，……不幸十人和之，展轉應用，不知其所自始，甚至愈放愈胖，說來更像，遂致信為真史。現在要考那一個人是第一個說的，那許多人是學舌的，看他漸漸的遞變之跡。這是這部《古史辨》的基本方法。他用這個方法，下了兩年的苦功，然後發表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有三個涵義：（1）可以說明為什麼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2）可以說明為什麼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們在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至少可以知道那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他應用這個方法，得著一些結論：（1）春秋以前的人對於古代還沒有悠久的推測。
（2）後來方才有一個禹。禹先是一個神，逐漸變為人王。
（3）更後來，才有堯舜。
（4）堯舜的翁婿關係，舜禹的君臣關係，都是更後來才造成的。
（5）從戰國到西漢，堯舜之前又添上了許多古帝王。先添一個黃帝，又添一個神農，又添一個庖犧，……一直添到盤古。
這些結論，在我們看來，都是很可以成立的。但幾千年傳統的思想的權威卻使一班保守的學者出來反對。南京出來一位劉掞藜先生；連我的家鄉，萬山之中的鄉村，也出來一位胡董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