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錢穆先生論《老子》問題書
賓四先生：
去年讀先生的《向歆父子年譜》，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學報》第七期上讀先生的舊作《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我覺得遠不如《向敬父子年譜》的謹嚴。其中根本立場甚難成立。我想略貢獻一點意見，請先生指教。
此文的根本立場是「思想上的線索」。但思想線索實不易言。希臘思想已發達到很「深遠」的境界了，而歐洲中古時代忽然陷入很粗淺的神學，至近千年之久。後世學者豈可據此便說希臘之深遠思想不當在中古之前嗎？又如佛教的哲學已到很「深遠」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淪為最下流之密宗，此又是最明顯之例。試即先生所舉各例，略說一二事。如云：《說卦》「帝出於震」之說，……其思想之規模、條理及組織，盛大精密，皆遜《老子》，故謂其書出《老子》後，襲《老子》也。以下推斷率仿此。
然先生已明明承認《大宗師》已有道先天地而生的主張了。「仿此推斷」，何不可說「其書出《老子》後，襲《老子》語也」呢？
又如先生說：
以思想發展之進程言，則孔、墨當在前，老、庄當在後。否則老已發道為帝先之論，孔、墨不應重為天命天志之說。何者？思想上之線索不如此也。
依此推斷，老、庄出世之後，便不應有人重為天命天志之說了嗎？難道二千年中之天命天志之說，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應該排在老、庄以前嗎？
這樣的推斷，何異於說「幾千年來，人皆說老在庄前，錢穆先生不應說老在庄後，何者？思想上之線索不如此也？」
先生對於古代思想的幾個重要觀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頗多牽強之論。
如天命與天志當分別而論。天志是墨教的信條，故墨家非命；命是自然主義的說法，與尊天明鬼的宗教不能並存（後世始有「司命」之說，把「命」也做了天鬼可支配的東西）。
當時思想的分野：老子倡出道為天地先之論，建立自然的宇宙觀，動搖一切傳統的宗教信仰，故當列為左派。孔子是左傾的宗派，一面信「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無為的宇宙論，又主「存疑」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皆是左傾的表示；一面又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則仍是中派。孔、孟的「天」與「命」，皆近於自然主義：「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皆近於老、庄。此孔、孟、老、庄所同，而為尊天事鬼的宗教所不容。墨家起來擁護那已動搖的民間宗教，稍稍加以刷新，輸入一點新的意義，以天志為兼愛，明天鬼為實有，而對於左派中派所共信的命定論極力攻擊，這是極右的一派。
思想的線索必不可離開思想的分野，凡後世的思想線索的交互錯綜，都由於這左、中、右三線的互為影響。荀卿號為儒家，而其《天論》乃是最健全的自然主義。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其《大宗師》一篇已是純粹宗教家的哀音，已走到極右的路上去了。
《老子》書中論「道」，尚有「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的話，是其書早出最強有力之證，這明明說他得著這個偉大的見解，而沒有相當的名字，只好勉強叫他做一種歷程——道——或形容他叫做「大」。
這個觀念本不易為多數人的了解，故直到戰國晚期才成為思想界一部分人的中心見解。但到此時期，——如《莊子》書中，——這種見解已成為一個武斷的原則，不是那「強為之名」的假設了。
我並不否認「《老子》晚出」之論的可能性。但我始終覺得梁任公、馮芝生與先生諸人之論證無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證據使我心服，我決不堅持《老子》早出之說。
匆匆草此，深盼指教。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