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談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且限於文化知識分子，即自身所學專業及後來乃至終身職業與文、史、哲領域密不可分的一類知識分子。
科技知識分子是另一類人。除了在人類處於科學知識蒙昧的時期，這一類人的發現、發明、創造曾與當局的意識形態控制尺度產生衝突，因而受到迫害——在歷史的多數時期，他們實際上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性質的當局所願倚重的人，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大抵會使國家和代表國家的當局大受其益而不是反過來。故他們的人生，通常不致過於可悲。這乃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事實，無須贅言的。
這裡談的「轉基因」，與崔永元與方舟子之間爭論是非的「轉基因」毫無關係，只不過是藉以比喻。他們爭得特別激烈之時，有記者要我表態，我拒絕了，由於當時我對「轉基因」食物的知識完全空白。現在，我也有了一些這方面的知識，故可以表態站在崔永元一邊了。入口之物無小事，危害與否尚不明確的東西，當然以慎食為好。
言歸正題——僅舉蔡元培、魯迅、胡適、郭沫若為例，淺析中國文化知識分子之群體的思想「基因」的守與失，試看我們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文化成色的嬗變。
一、1940年蔡元培逝後，國內曾有報道言及聯合國亦表示了哀悼，充分肯定其在中國教育事業方面所做的卓越貢獻，認為對於教育落後的國家有示範性的作用。未經核實，姑且存歟。但以上兩點確合事實，當無爭議。
這裡且不談他的貢獻，單論其德。
當年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非尋常哀悼），頌其「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以上懇詞包含以下諸意：
蔡元培是一位「士」，其「士」的精神磊落坦蕩；
他是一個為主義而鞠躬盡瘁的人，他推行的自然是三民主義；
他在人格方面，具有極其本色的而非企圖靠作秀贏得的強大魅力，即使反對他的人也由衷折服。
所以全國不分政治派別，「萬流景仰」。
馮友蘭認為他「是近代確合乎君子標準的一個人」。
儒家文化論及個人道德修養的全部內容，無非「君子」二字而已。
「可以托六尺之軀，可以寄百里之命」「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志不可奪也」，「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道」——這些中國古代關於君子的標準，在蔡元培人生的不同階段，幾乎都不同程度地證明了。
馮友蘭由是稱讚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現」。
傅斯年的評價更全面些，他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魯迅兄弟的業師壽洙鄰說：「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正因其具有「不擇壤流」，兼容並包之襟懷，連辜鴻銘也說：「現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不肯做官的蔡元培託病離朝，回到家鄉興辦新式學堂，先後主辦、創建了中西學堂、紹興府學堂、越郡公學、明道女校、稽山中學、嵊縣剡山書院、南陽公學。1902年，創建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愛國民校。1904年組織光復會，1905年參加同盟會。謙謙君子而研製炸藥，每欲以文人之軀換清廷大佬之狗命——想來真真令人心疼。
今日之國人，特別是青年，若對魯迅知之甚多，對蔡元培僅知一二，或全然陌生，實在是不應該的，也實在是知識方面的遺憾。
同在紹興，同在一條街上，魯迅故居車水馬龍，蔡元培故居門可羅雀，可謂國人一大羞恥也。
蔡元培者，可謂中國近代史上文化知識分子中的孫逸仙啊！
世負斯人！世負斯人！
若有青年讀了我此書，且又去了紹興，我勸你們也前往蔡元培故居參觀。比之於魯迅故居，那裡未免冷清、寒酸。而比之於魯迅，蔡元培則尤可崇敬也！
你們若果去了，勿忘代我深鞠一躬。
你們須知，你們中人所津津樂道的近代中國歷史上那些大師級的文化知識分子，幾乎都是受到過蔡元培人格與精神的感召的！
二、關於魯迅，我以為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所作之序中的評語，甚為中肯：「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之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這實際上等於替泉下的魯迅辯了「帶病態的人物」這一貶識。對於魯迅的文學成就，蔡元培推崇備至：「蹊往獨辟，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魯迅生前，對是同鄉的蔡元培亦不乏文字譏諷。其逝後，蔡元培毫不計較，誠受其夫人重託，兩個月內遍閱魯迅遺著，潛心析思，方落筆墨，足見他的人格之可敬絕非虛名。
後來的魯迅研究者，每將其與胡適相比較，以拔高他的偉大。此種比較之法的失當之處在於，彷彿胡適很矮小，只可做偉大之魯迅的陪襯人。我年輕時深受此種比較的影響，深信不疑。後來讀書漸多，始覺受蒙蔽矣。
我倒是每將魯迅與郭沫若相比較，結果一次又一次產生這樣的印象——魯迅與郭沫若在人格上肯定是不同的，在思想上卻曾十分地近似過。
我產生這樣的印象，乃因魯迅是格外讚賞尼採的。
尼採的所謂哲學，在我看來，無非便是「造反有理」那一套而已。又在我看來，他的「超人妄想」，分明是反眾生的。他幾乎一切都反，包括對宗教也乏敬意。但卻從不以文字或語言冒犯德皇——因其母親的家族中，有人深受皇恩，而且那恩澤及其身。僅此一點，作為「哲學家」便甚不靠譜了。
魯迅讚賞尼採的文學，不引也罷。
其雜文《這樣的戰士》中，有幾行字是：
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綉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綉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
他微笑，偏側一擲，卻正中了他們心窩。
在《復仇》二篇中，魯迅一如既往地表達了他對看客們的極強烈的憎惡，不，那其實是憎恨，因極厭惡而極強烈的與痛苦同在的憎恨。
因憎恨而痛苦，這是魯迅那個時代幾乎唯他獨有的一種痛苦。他憎恨別人的悲運變成看客圍娛的現象，自己卻往往陷於同樣境況。
然而，無論我們對魯迅多麼理解，都難以否認他有思想特別偏激的方面，如他對中國歷史、中國字以及中醫全面而徹底地否定的言論。
如果說這也是一種「左」，那麼他與尼采可算是「國際戰友」；而與郭沫若，則可謂是思想上的「同志」，儘管他們彼此同等程度地排斥。
1949年前的郭沫若的「左」，尚在可以兼容並包的範圍；1949年後，郭的「左」的激昂優越感逐年熾烈。不但打倒任何曾屬同一陣營的人都是他必帶頭歡呼的，而且往往也親自口誅筆伐。
故，到「文革」時期，死了的魯迅的語錄，也有殊榮被印成「小紅書」，在紅衛兵和造反派中廣為流傳；活著的郭沫若的表態，往往意味著是代表中國全體文化知識分子宣告立場了。
兩個互無好感的人，因他們思想中的「左」的共同點，便都起了身不由己的作用。
在魯迅，那是完全無奈的，因為已無法抗議了。
在郭沫若，卻是另外一回事，起初出於自我證明，後來出於趨利避害的「明智」。
魯迅的「左」是由衷的、剛烈的、寧折不彎的，無絲毫取悅心理的正大光明的「左」；他極其鄙視利用的勾當和情願被利用的偽態。
所以魯迅在人格上與許多別的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左」是不一樣的。
在我看來，魯迅之「氣象」，寶貴而可敬的方面，似乎也終結於中國某些70年代文化知識分子身上了；不那麼可取的方面，卻反而似乎成了後人身上的「基因」現象……
三、相對於魯迅，胡適一向被大陸的歷史定義為近代以降「右翼」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領袖人物。
這麼定義自有其道理，因為連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都不曾是過一日，並且一向「效忠」於國民黨。
確乎，在國共兩黨之間，胡適是選邊站的。
但毛澤東對他的態度卻也任性得可以——倘他肯留在大陸，那麼北京圖書館館長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選擇去了美國，於是上了「戰犯」名單，且排名極為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