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A君，將七十翁也；退休前任某出版社副總編。該社不大，在業內口碑頗佳；賴其慧眼識珠，推出過不少好書。
君乃善良長者，向以仁心處世待人，雖屬無神論者，對特蕾莎修女則敬若女神。他的兒女都在國外成家立業了，老伴也去世了，唯他一人留在北京，住出版社分給他的一幢建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老樓的三居室內，九十幾平米，住得極滿足。自恃身體健康，未雇「阿姨」。終日讀書，寫隨筆、散文，鉤沉往事故人，活得倒也澹淡充實，幸福指數挺高。
幾年前，他的家曾是我們共同的二三好友聚在一起談天說地之處。在他書房，正面牆上懸掛特蕾莎修女大幅油畫像，他請一位畫家朋友為他畫的，以一方精美古樸的老硯謝之，所謂各得其所。畫像左右配掛條幅，乃君親筆所書特蕾莎修女生前常說的話：
「人們經常是不講道理的，反邏輯的和自以為是的；不管怎樣，都要原諒他們。」
「即使你將你最好的留給世界了，對世界可能也是微不足道的；但你還是要將最好的留下。」
他的書法在京城小有名氣，若別人求字，每以特蕾莎語錄相贈。
曾有人執意要其寫孔子語錄——多為官場中人。所謂「國學」在官場大熱後，執該意者尤多。
他卻每次都教導彼們：「孔子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特蕾莎修女是世界的，但也應是中國的。二者的思想都是可敬的，比起來，孔子家族從王權那兒所獲得好處太多太大了，簡直也可以用『罄竹難書』來形容。而特蕾莎修女沒從任何利益集團那兒沽釣過任何好處，她是一位純粹地為世界上窮困的人們服務的人，她的一生更是不為任何個人利益竭誠努力的一生——還是寫她的話吧。」
倘對方堅持己見，他竟會放下筆，正色道：「要麼寫特蕾莎修女的話，要麼算了，只能請你原諒我駁了你的面子。」
有幾次我也在場，眼見他將對方搞得怪難堪的，待對方走後，忍不住勸他何必那麼認真？
他卻說：「我太討厭奉迎之風了，俗不可耐。」
他對自己的人生如此評價：「一件害人的事也沒做過，給人世間留下了幾本好書而已。」
A君稱得上是難得的好鄰居。那幢六層老樓沒電梯，一星期一次，他定期搞樓道衛生，二十幾年從未間斷，四季如常。他家住三樓，既不但每次從六樓認真掃到一樓，還用拖布拖。拖一遍，至少換三桶水，有時竟拖兩遍。他所住的那個單元，樓道總是乾乾淨淨的，樓梯扶手更是一塵不染。而另外四個單元的樓道，則髒得近乎垃圾樓的樓道了。那幢樓原本住著兩個事業單位的人家，老住戶或將房子賣了，或租出了，後搬入的人家都拒絕交每月一二十元的清掃費（從前每月十元，後來也不過每月二十元）。沒專人清掃，也不是每個單元都有一位他那樣的義務清掃工，自然就臟。髒得實在讓人看不下眼去的時候，由街道幹部強迫著，才一家出一個人來一次大掃除。也不是每家都肯出人，租房住的外地戶尤其不肯出人，在那種時候每鎖上門，全家大小遛彎兒去了，等大掃除過後再回家。反正都不是老戶，即使住對門同時開門見著了也不說一句話，便根本都不在乎給對方留下怎樣的印象。或許，還都想給對方留下這麼一種印象——別惹我啊，我不是好惹的，我是草民我怕誰？幾次大掃除後，出人的人家就很生不出人的人家的氣，見著了不拿好眼色瞪對方。對方也還以冷眼，意思是——我家門檻以外的衛生關我什麼事？下次我家還沒人，你管得著嗎？氣死你！彷彿，要證明自己正是那種不管自己怎樣，別人那都必須包容自己的人。結果便是，互相嫌惡。這使街道幹部們很頭疼、很無奈，因為有關方面經常檢查社區衛生。怕受批評，後來乾脆由街道出一筆錢，每兩個月僱人打掃一次那幢樓的樓道。雖然如此，A君仍充當著義務清掃工，他難以忍受兩個月才打掃一次的樓道的衛生狀況。
某日我去他家，恰見他在拖樓道，也恰見一對青年男女自上層樓下來，都往樓梯上吐瓜子皮。
我說：「年輕人，憐憫一點兒老同志行不行？快七十歲的人了，拖一次樓道不容易……」
不待我的話說完，男青年頂了我一句：「有人逼他做了嗎？」
我再說不出話來，一對年輕人冷麵而過。
A君卻責備我：「你多餘說那麼幾句，他們是租房住的，房租又漲了，他們壓力大，應該像特蕾莎修女說的，原諒他們。」
進了他家，各自坐下，他又說：「單元門一關，我就當我們這個單元的人家都屬於一個大家庭。不管買下了房子的，租住的，主要家庭成員都是忙人、累人、有壓力的人。就我是閑人，也沒什麼壓力，搞搞樓道公共衛生這種事由我來做責無旁貸，全當健身了。」
我說：「你可以寫份告知書貼樓道里，要求別人起碼能盡量保持一下樓道衛生。」
他說：「不是沒那麼想過。轉而一想，覺得不好。」
問：「為什麼覺得不好？」
他說：「確實也沒人逼我做啊。何況街道上還僱人每兩個月打掃一次。我心甘情願地做是一回事，可如果以為自己因而就有權要求別人怎樣怎樣的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又無話可說了。
去年年初，我們的一位共同的朋友在電話中告訴我——A君攤上官司了，成了被告了，而且基本上是原告勝訴了。
愕問詳情，方知——住他樓上的一戶人家七十六歲的老太太，在自家門外跌了一跤，大腿骨折。而那老太太的五十來歲的兒子，認為是由於A君剛剛拖過樓道，使水泥地面太濕，因而才導致自己的老娘滑倒了。人家說有自家小「阿姨」可做證，給了他兩種選擇——或一次性賠償十萬元，徹底私了；或等著上法庭。
A君的常識提醒他，私了往往後患無窮，只得選擇了當被告。
而法官認為——樓道沒有探頭，故無鐵證足以證明，老太太之跌倒確與A君拖濕了地面有關；但也沒有鐵證足以證明，A君拖過的地面並非多麼的濕滑。所以，從邏輯上不能排除有其可能性。又所以，此案只能依據邏輯關係進行判決，小「阿姨」的證言作為參考。
結果是——A君須為老太太支付一半也就是兩萬三千餘元的人道主義住院醫療費；老太太沒參加過工作，她兒子也沒為她繳納過醫保，故本案不能不本著同情弱者的司法精神進行判決。
A君沒上訴，他預料上訴也肯定還是那麼一種結果，認了。
我說：「我見過他拖樓道啊，他每涮一次拖布，都會用戴膠皮手套的雙手將拖布擰得很乾呀。」
那位朋友在電話里說：「可這一點是無法證明的嘛！」
發生了那件事後，A君再也不敢拖樓道了，也完全喪失了以前住在那裡的好心情。這是必然的，他根本無法對那老太太和她的兒子以及那小「阿姨」硬裝出若無其事的友好如常的樣子；而那老太太的禿頭大臉一副刁民形象的兒子，每次見到A君也總像A君仍欠他一大筆錢耍賴不還似的。此種關係已非誰原諒不原諒誰的問題。特蕾莎修女的精神幫不上A君任何忙，孔子也幫不上。畢竟，A君達不到特蕾莎修女那種崇高的心靈境界，也算不上孔子所謂的君子。
他只不過是一個好人而已。
春節後，好人A君與我們幾位朋友相聚時告知，他做出了人生中破釜沉舟的決定——也將房子賣了，大部分錢存上了，用八十幾萬在一處環境優美的郊區買了所漂亮的小農家院。不久，他搬去那裡住了。
包括我在內的他的三位朋友，便都打算去看望他。約來約去的，拖到7月初才終於成行。
A君胖了，氣色佳。
那地方依山傍水，果是好去處。離某處部隊醫院頗近，只消半個多小時的車程。他的新家不再僅僅是家，而可以說是「家園」了，因為有了不小的院子。他是喜歡養花的人，斯時院子里的樹花已開過了，一花圃草花卻開得爛漫，散紫翻紅，美不勝收。
我們都叫不出那是什麼花。
A君說是七彩茉莉，雖屬草本，氣溫若不低於零下10℃，則可挨過冬季，其根不死，來年春夏仍可奉獻紅花綠葉。
A君的心情分明地又好了，其言其行顯得更加熱愛生活了。我們都看得出來，與他的生活中出現了一個女人有關。
那女人五十來歲，衣著得體，快手快腳，做事麻利，當年定有幾分姿色，如今還是挺經得住端詳的。
A君稱她「玉華」，說她是風景區的臨時勤雜工，他搬過來後需要一個照顧自己的人，在風景區偶然認識了她，問她願不願成為照顧自己的人，而她表示願意，於是從風景區的集體宿舍搬到這個小院里來住了。還說她是個離了婚的女人，女兒特出息，在北京一家外企做翻譯。她願有自己的一份自由生活，所以不進城去投靠女兒。
「這院里原本只有樹，沒有那些七彩茉莉，她知道我喜歡花以後，用風景區的花籽在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