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裡是思想的盛宴，這裡是學術的殿堂。在我上中學的時候，讀小說是我最大的愛好之一。那個時候正是知青文學非常火爆的年代，我自然也沒有能夠例外。直到今天，我還非常清楚地記得，我捧著一本非常厚的《雪城》，通宵達旦，愛不釋手。無論是《今夜有暴風雪》還是《雪城》，我都曾經讀了一遍又一遍，而書中所描述的那種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理想主義，卻又充滿了悲劇色彩的氛圍，始終讓我久久地回味。以至於我這個在上個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也開始對北大荒，對知青生活充滿了嚮往。而今天我們大講堂就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今夜有暴風雪》和《雪城》的作者，同時呢，也是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的老師梁曉聲先生來到了我們的現場！（掌聲）歡迎您！
梁曉聲：你好。
主持人：請坐。我們還是先一起來了解一下樑曉聲先生。
梁曉聲簡歷：
梁曉聲先生1949年出生，山東榮成人。曾經當過知青，197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短篇小說集包括《天若有情》、《白樺樹皮燈罩》、《死神》，中篇小說集有《人間煙火》，長篇小說有《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從復旦到北影》、《雪城》，等等，而其中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親》以及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都曾經獲得全國優秀小說獎。從2002年開始，梁曉聲先生在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任教，教「文學寫作與欣賞」，同時還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
主持人：我想可能很多人熟悉您的名字，都是從您那些知青題材的小說開始。我知道您自己也曾經到北大荒去插過隊，那個時候的事情和我們來講一講，好嗎？
梁曉聲：初中畢業，1968年，那時已經在城市裡等待了兩年，既不能升學，又沒有工作，而且家裡生活比較困難，我的哥哥在生病，而我是班級里的勤務員，因為毛主席有一句話叫做「我們的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那我實際上就是當時的班幹部吧，有一個任務就是要動員我的同學們下鄉，而且我的大多數同學跟我關係都比較好，我都了解他們家裡的情況。這工作對我實在太難了，因此我就覺得，我還是自己先報名下鄉吧，因此我是我們班的第一批，是我們學校的第二批，兩位男同學一起報名下鄉。
主持人：下鄉的時候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是充滿了一種特別浪漫的幻想，覺得哎呀，真的充滿激情，還是說那時候已經意識到後來的生活可能沒那麼簡單。
梁曉聲：應該說對未來幾年沒有很充分的估計，因為我們那時候也不過就是十八九歲嘛，但是對我來說，是非常理性的選擇，並不像後來小說里所寫的，以及人們談的，完全是抱著一種理想主義去改天換地的。離開北大荒之後，我自己也從來沒有言說過後悔，更沒有抱怨過，因為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主持人：後來文學是伴隨了您的一生，可能應該說，在您這麼多作品當中，大家也都想知道，您最喜歡的是哪一部，最不喜歡的是哪一部？
梁曉聲：是這樣的，我到現在為止，差不多應該寫了一千多萬字吧，那麼所有的中篇呢，凡是我覺得值得編成集子的，現在編成了五本集子，所有的散文編成了四本集子，短篇編成了兩本集子。這還不算長篇和雜文，我把不能編入集子的那些，全都自己篩選下來，在這過程中，篩選下來的大約至少也應該有一百餘萬字，這一百餘萬字有一些在當時就是倉促而寫的約稿，自己不想寫，所以我給大家的一個建議就是說如果自己確實不想寫的時候，那就不寫，在那種情況下寫出來的作品，肯定是不好的。
比較喜歡的應該說是《父親》，或者那些知青小說，早期的作品我還比較喜歡，比較喜歡是一個什麼原因呢？我們當時稿費極低，（最初）每千字五元，萬字五十元，對吧？那個情況下的寫作變得非常純粹，那純粹是要表達，因此那時候的寫作真誠多，和商業的這種關係相當少，所以我自己有時候讀早期的作品的時候，依然能感覺到一個文學青年對文學的那種虔誠和純粹，這跟後來的市場化的寫作狀況是不一樣的。
主持人：您好像是不用電腦寫作的，直接是要手寫的，是吧？
梁曉聲：對。我五月份要出的長篇用的是三百（格）的稿紙，我寫了一千四百餘頁，現在第二部長篇寫到六百頁，剛寫了一半。如果沒有電話，沒有來客的話，緩緩地吸著一支煙，鋪開平整的稿紙，下筆流利的話，那寫作的狀態，還是非常愉快的。
主持人：那麼接下來的這段時間，我們也是暫時地把您拉開，從這個寫作，讓您又愛又恨的寫作當中拉走，為我們來進行一個演講。歡迎梁曉聲先生為我們進行演講——《文化與和諧社會》。
梁曉聲：謝謝大家。
（掌聲）
在社會學的詞典中許多詞意是相對的，並且像在語文學中一樣，具有形容性、比喻性、象徵性、指代性，如自由、民主、正義、公平、人道主義、博愛精神、和平原則，等等。由於這些詞所代表的是非物理性質，非化學性質，非實驗室結果的思想和理念，由於這是不可量化的，所以需要社會學者不斷地進行解說和詮釋。除非化學家，一般人不會經常去想和去問水的分子式為什麼是H2O。這樣想或者這樣問，要麼是弱智，要麼就是空前絕後的科學天才。那一般人也不會去想或者去問，1加1為什麼等於2，又為什麼在特殊的情況下，不等於2，我們大多數人通常的經驗其實是早晨醒來睜開雙眼，首先本能地考慮到的是我們和社會形態的關係，如果這個關係是令我們自己感到愉快和輕鬆的，我們就對自己的人生有信心，而且我們會由衷地熱愛社會。反之，我們會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沮喪，我們也會對社會充滿抱怨。
因此馬克思給「人」下了一個精闢的定義，馬克思說這個「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即使後來許多人都認為馬克思的結論是那樣地精闢，但是這也不能夠涵蓋關於人的方方面面。
第一段
遠古的時候，我們的祖先，其實和地球上的動物是一樣的，他首先面臨的是自己和自然界的一種關係。應該說近代人和自然界的關係，越來越受到關注和重視，包括中國人。但即使這樣，我依然認為，人和社會的關係是第一位的。在中國，在現階段，它更應該是第一位的。因為一個道理是那樣地明白，如果人不能夠調整好自己和社會的關係，社會本身不能夠解決好它和各階層人之間的利益關係的話，進一步說，假如一個社會不具有科學發展觀的話，那麼就會有一些人由於不斷惡化和膨脹的貪慾，另外一些人由於貧困和最起碼的生存，都對自然界實行破壞。前一種破壞可能是掠奪式的，後一種破壞有時是無奈的，但有時也是報復性的。通過對自然界的報復，來實行對於社會本身的報復。因此一個事實恐怕是，哪一個國家的社會本身越和諧，哪一個國家的人們和自然界的關係就越親密，反之惡劣，我想大抵如此。那麼人類本身的生活社會化了以後，矛盾重重，衝突多多，這時就需要許多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來平衡這些衝突。這時就需要有許多思想，作為足夠充分的理由來證明這些方式是對的，尤其是在那些方法還沒有開始成為行動的時候，思想顯得尤為重要。社會的發展常常是這樣的，從前的矛盾、從前的衝突已經平衡了，已經解決了，或者還沒有，新的矛盾、新的衝突又發生了。以前的方式、方法已經不適用了，但是新的方法還沒有產生。在如此錯綜複雜的情況下，思想和理念就顯得尤為重要。一些思想我們認為它成熟了，那它也必須得到修正、補充，甚至被反對。舉例來說，二三百年以前在東方，尤其在中國，一夫多妻制應該是司空見慣的。男人們甚至還要以此來炫耀自己的財力，自己的地位，甚至男人自己本身的能力。
可是在西方，宗教和法律已經同時宣布一夫多妻制的不合法，不合社會文明，已經確立了一夫一妻制。但是同樣在西方，那時對於同性戀卻是視為罪孽的，視為洪水猛獸，他們經常把同性戀者絞死或者燒死。到了今天，幾乎全世界都通過法律來確定一夫一妻制，而且全世界都對於同性戀由歧視到寬容、到由法律的信條來維護他們和所有人一樣的社會權利。在這裡我們看到道德與不道德，文明與不文明，經過了二三百年的時間，事實上發生了逆轉。如果在今天一個人依然歧視同性戀，那麼他可能被認為不是一個文明的人，不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他的言行也是不文明的和違背道德的。因此，比如說要編一部自然科學的詞典，它是非常容易的。因為在自然科學的詞典中，許多定義，許多概念，是固定不變的。而且也不允許輕易變動，輕易變動將成為科學界的一件大事。但是在社會科學方面，編一部這樣的權威性的辭典是非常困難的。許多概念都處於不穩定性中，都處於變化中。社會學的詞典，它恰恰是不可以固定不變的，一旦那樣，那社會學本身就死亡了。那正是因為這樣，我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