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中有這樣一段情節，或按電影界的話來說是一場「戲」：
一個「農民」的「代言人」從鄉下來到莫斯科，竟得以進入克里姆林宮，要求見列寧一面；他有話要代表鄉下的「農民」們對列寧說——他聲稱自己是代表「農民」們來尋找「屬於農民的真理的」。
正巧，列寧那會兒沒什麼重要的革命工作，於是接見了他。
列寧客氣地請他坐下。我們都知道的，偉大的列寧同志對於工農兵尤其他們的代表人物，一向是平等而友善的。
那「農民」的「代言人」卻沒坐。他多少有點兒局促，但卻絕對沒有顯出卑微的樣子。那是個身材高大的「農民」，在身材矮小的列寧面前，他佔盡著體格方面的優勢。他之所以沒坐，觀眾可以理解為是不屑於在不願一坐的地方坐下去。從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他對克里姆林宮這個已經變成了每天發出一道道革命指示的地方心懷著分明的敵意。
他開口便問：土地自古以來是屬於誰的？是屬於我們農民的，對吧？糧食是誰在地里種出來的？也是我們農民，對吧？沒有糧食，我們農民就無法活！那麼，就再也沒有人來種地了！你們城裡人會到鄉下去種地嗎？不會的！可現在呢，你們城裡人卻跑到鄉下去，將土地從我們農民手中沒收了！還一車車地拉走了我們剛剛打下的糧食！聽說你是擁有真理的人，請問，這世界上還有屬於我們農民的真理嗎？如果革命是你們蘇維埃的真理，那麼我們農民的真理又是什麼呢？……
以前看過《列寧在十月》這一部電影的中國人，應當都記得那一個前蘇聯國內革命時期的農民的振振有詞。特別是穿插在他的話語中的「對吧」二字，被配音演員說得「中國味兒」十足，給人留下極深刻之印象。
然而列寧同志是頭腦多麼敏感的人！他沒聽幾句就聽出破綻來了。輪到列寧同志開口時，他照例將雙手卡在西服背心的肩邊那兒，以從容不迫而又洞察一切的口吻反問：我只知道這世界上有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不知道這世界上有什麼你所謂的農民。請問你是你所謂的農民中的哪一種人？
在列寧的追問之下，那尋找屬於「農民」的真理的「農民」，不得不承認自己擁有多少多少畝土地。
而列寧按照階級分析之法，立刻言之有據地將他劃成了「富農」。
接著列寧同志以他那一向高亢的語調說：「不錯，土地應該屬於農民！但是更應該屬於所有的農民，而不是僅僅被少數地主和富農霸佔著！我們蘇維埃的革命，要完成的大事包括這一件事！我們把土地從你們手中沒收過來，是因為你們地主富農對土地的佔有是沒有什麼道理的！如果你們反抗，我們就鎮壓你們！我們沒收的也不是你們的勞動成果。糧食對於你們是不勞而獲的東西！你們的糧食滿滿的，吃都吃不完，而城市裡許多人卻在餓死！如果你們不願意，我們就說服你們。如果你們還不願意，我們就把不屬於你們的勞動成果搶奪過來！如果你們反抗，我們也要鎮壓你們！」
結果當然是，那個富農，並沒有從列寧那兒尋找到什麼「農民的真理」。
他悻悻而去時嘟噥：「走著瞧！」
列寧沖他的背影大聲說：「告訴那些派你來的人，蘇維埃是不會怕你們的！」
往事如煙，蘇聯作為一個國家竟已不復存在。《列寧在十月》這一部電影，對於80年代乃至70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也無疑是「過氣」了的經典。他們所能看到的依然和列寧這個名字連在一起的電影，大約只有德國人拍攝的《再見列寧》了。在這一部電影中，列寧的巨大銅像被吊車扯倒的畫面，令人思索萬千。
《再見列寧》這一部電影的光碟我也看過了。
所以，我這個本身雖不是「農民」的人，每每不由得作無聊人的亂想：
就算這世上並沒有什麼「農民」，而只有地主、富農、中農和貧民吧，那麼果然有過屬於什麼中農和貧農的「真理」嗎？
進言之，如果將以上問題限定為一個中國或曰中國特色的問題，那麼結論又應該是怎樣的呢？
眾所周知，中國之革命，是農民的革命。確切地說，是雖生為農民卻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的人們的革命。
由於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所以1949年以前的中國「失地」農民也最多。由於中國在近代的工業發展極為落後，所以大批「失地」的農民根本無法轉變為能夠在城鎮里生存下去的城鎮人口。
於是，革命遂成他們唯一的活路。
於是，革命遂成他們的「真理」。
「耕者有其田」——他們要的只不過就是這麼一點點世界的公平。為此，他們的成千上萬的兒女前仆後繼，雖肝腦塗地而在所不惜。
可以有把握地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另外任何一個國家的「失地」農民為了自己以及子孫後代們擁有幾畝土地，比中國的「失地」農民所付出的代價更慘重。或者反過來說，中國的反「失地」農民僅僅為了獲得可以身為農民而又能夠生存下去的幾畝土地，付出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巨大最為慘重也最為悲壯的代價。以「驚天地，泣鬼神」形容之，恰如其分也。
1949年以後，他們如願以償了。
無論在現實中，還是在文學作品中、戲劇中，乃至繪畫中——攥在地主富農手裡的地契被燒毀了，在共和國以新政權的名義分到他們各自名下的土地的邊界釘下木界牌了；那時的他們眼中流著淚，趴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號啕大哭的情形，無疑乃是震撼人心的……
此刻，似乎再巨大再慘重的代價都是值得付出的了。因為代價是那麼地觸目驚心，勝利後的報復遂成不爭之事實。
然而，土地歸在他們名下的時間卻不過是短短的兩三年，緊接著一步步的又歸在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集體」的名下了。
之所以將「集體」二字括上引號，並非質疑「集體」之性質的不真實，而是為了著意指出，對於中國「人民公社」的社員，他們實際上又成為了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而僅僅擁有在集體的土地上從事農業勞動的權利的人罷了。
計算他們的勞動力的價值的方式是工分。
中國人都知道的，那一向是很低很低很低的。
憑了工分記錄，他們年終可以分到極少極少極少的錢。
那點兒錢僅夠他們買得起有限到最低程度的一般日常用品，比如鹽、火柴，以及也像城裡人家一樣憑票供應的布匹。
中國之許許多多地方的許許多多的農民，在改革開放以前，一年到頭甚至嘗不到幾次醬油。窮得一家人合穿一條褲子的事，也決然不是編造的。
他們生存下去的口糧是每年秋季分到的沒有加工過的糧食；加工之後，其實每一人口每月的定量，並不會比城市人口多到哪兒去。有時候，還會少。他們的絕大部分勞動成果，都被作為公糧收繳走了。即使在災荒年代，土地上所產的一點點糧食，也要本著「先公後私」的原則來分配。也就是說，公糧是必須先收繳的；農民吃什麼過後再考慮。而實際情況往往是，收繳了公糧後，農民亦即「人民公社」社員，通常只有拖兒帶女去逃荒……
在列寧的那個年代，在列寧的眼裡，世界上是從來沒有過什麼農民的，而只有地主、富農、中農和貧農。
列寧在邏輯上是正確的。他的邏輯符合「馬非馬，白馬為馬」的哲學邏輯。正如世界上沒有邏輯學上的「婦女」，而只有現實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女人。
蘇維埃革命使世界上從此有了一種新的農民——自己並不實際擁有土地但必須而且只能在土地上勤勤懇懇辛辛苦苦地勞動的農民；他們叫集體農莊之莊員。
集體農莊之莊員也罷，人民公社之社員也罷，叫法不同，本質上是一類人。
於是，一個哲學邏輯上的悖論在世界上產生了——馬即白馬。
這是一個由減法得出的結論——消滅了地主、富農；改造了中農；於是在前蘇聯和以前的中國，只剩下了一種農民——不實際擁有土地但必須而且只能在土地上勤勤懇懇辛辛苦苦地勞動的農民。他們理論上絕對是土地的主人，但是他們在土地上收穫的勞動成果，必須而且只能以世界上最低的價格賣給國家。一切不是賣給國家而進行的買賣，都被視為非法行為。有時制裁那樣一種非法行為的刑律是很嚴很重的。
結果更大的一個悖論在世界上產生了——革命真的使早先的「失地」農民尋找到了屬於他們的「真理」亦即公平了么？
他們為此曾付出了那麼巨大那麼慘重的代價，倘那「真理」確乎地理應存在，他們實際上離它近了還是更遠了呢？
幾乎只能作出一種解釋——在中國，在革命成功以後，為革命付出的代價最巨大最慘重的那些常常被我們中國人親愛地稱為「農民兄弟」的人們，他們實際所享的革命成果倘偏言之鑿鑿地說有，那實際上也是輕微得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