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陰霾的天穹上，凝聚著一團大而濕重的積雨雲——我常想，這是否可比作魯迅和他所處的時代的關係呢？
那是腐朽到了糜爛程度而又極其動蕩不安的時代。
魯迅企盼著有什麼力量能一舉劈開那陰霾，帶給他自己也帶給世人，尤其中國底層民眾，又尤其許許多多迷惘、彷徨，被人生的無助和民族的不振所困擾，連吶喊幾聲都將招至凶視的青年以光明和希望。然而他敏銳的，善於深刻洞察的眼所見，除了腐朽和動蕩不安，還是腐朽和動蕩不安，更不可救藥的腐朽和更雞飛狗跳的動蕩不安。
他環顧天穹，深覺自己是一團積雨雲的孤獨。
他是他所處的時代特別嫌惡然而又必然產生的一個人物。正如他嫌惡著它一樣。
於是他唯有以他自身所蘊含的電荷，與那彷彿密不可破的陰霾，亦即那混沌污濁的時代摩擦、衝撞。中外歷史上，較少有一位文化人物，自身凝聚過那麼強大的能量。對於中國，那能量超過了盧梭之對於法國。然而相對於他所處的時代，那也只不過是一種凄厲的文化的聲音而已。他在陰霾的天穹上奔突著，疾馳著，迫切地尋找著或能撕碎它的縫隙。他發出閃電和雷鳴，既使那時代的神經緊張，也義無反顧地消耗著自己。既不能撕碎那陰霾，他有時便恨不得撕碎自己，但求化作多團的積雨雲，通過積雨雲與積雨雲，也就是自身與自身的摩擦、衝撞，擊出更長的閃電和更響的雷鳴……
這，是否便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魯迅呢？
魯迅當然是文學的。
文學的魯迅所留下給我們的文本，不是多得足以「合併同類項」的文本中的一種；而是分明地區別於同時代任何文本的一種。
魯迅的文學文本，是迄今為止最具個性的文本之標本。
它使我們明白，文學的「個性化」意味著什麼。
魯迅尤其是文化的。
文化包括文學。
所以魯迅是很「大」的。
倘僅以文學的尺丈量魯迅，在某些人看來，也許魯迅是不倫不類的；而我想，也許所用之尺小了點兒。
僅僅魯迅一個人，便幾乎構成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史上不容忽視的一頁了——那便是文化的良知與一個腐朽到糜爛程度的時代之間難以調和、難以共有的大矛盾。
倘中國近代文學和文化史上無此頁，那麼我們今人對它的困惑將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文學體現於個人，有時只需要一張寫字桌。
文化體現於個人，有時只需要黑板和講台。
文學和文化，有時只需要陰霾薄處似有似無的微光的出現；有時僅滿足於動蕩與動蕩之間的假幻的平安無事。
文學和文化處在壓迫它的時代，那是也可以像吊蘭一樣，吊著活的。這其實不必非看成文學和文化的不爭，也是可以換一個角度看成文學和文化的韌性的。
然而魯迅要的不是那個。滿足的也不是那個。倘是，中國便不曾有魯迅了。
魯迅曾對他那時代的青年說過這樣的話：第一是要生存；第二是要溫飽；第三是要發展。
其實在某些時代的某些情況之下，一切別的人們，所起碼需要的並不有別於青年們。
魯迅的激戾，乃因他每每地太過沮喪於與他同時代的文化人士，不能一致地、迫切地、義無反顧地想他所想，要他所要。因而他常顯得缺乏理解，常以他的「投槍和匕首」傷及原本不願與他為敵，甚至原本對他懷有敬意的人。
於是使我們今人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戰鬥的魯迅有時候也是偏執的魯迅……
在四月的春寒料峭的日子裡，在沙塵暴一次次襲撲北京的日子裡，在停了暖氣家中陰冷的日子裡，我又沉思著魯迅了。
事實上，近幾年，我一再地沉思過魯迅。
這乃因為，魯迅在近幾年的大陸文壇，不知怎麼，非但每成熱點話題，而且每成焦點話題了。
不知怎麼？
不對了。
細細想來，對魯迅重新進行評說的文化動向的興起，分明是必然的。有哪一位中國作家，在半個世紀之久的中國，尤其是在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里，其地位被牢牢地神聖地鞏固在文化領域乃至社會思想理論領域甚至政治意識形態領域呢？除了魯迅，還是魯迅。在中國，在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里，在以上三大領域，魯迅實在是一個僅次於毛澤東的名字。而魯迅的書，則是僅次於《毛澤東選集》的書。而魯迅的言論，則是僅次於《毛主席語錄》的言論。在「文革」中，魯迅的言論被正面引用的次數，僅次於《毛主席語錄》被引用的次數、《論資本家的「乏」走狗》這一篇雜文，曾被同仇敵愾地當成聲討「走資派」的「乏走狗」們的戰鬥檄文；《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這一篇雜文，曾被紅衛兵們視為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姊妹篇。不消說，在當年，「將革命進行到底」便是將「文革」進行到底。而確乎地，那時，除了《毛主席語錄》，還有另一種同樣是紅色的「語錄」本兒廣為存傳，即《魯迅語錄》……
我確信，倘魯迅當年還活在世上，肯定是不情願的。倘不情願而又無可奈何，那麼他內心裡肯定是痛苦的吧？其痛苦肯定大於他感到被曲解、誤解、攻擊和圍剿的痛苦吧？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某些著名的人物，生前或死後被當成別人的盾別人的矛的事是常有的。魯迅也被不幸地當過，不是魯迅的不好，是時代的淺薄。「文革」不僅是瘋狂的時代，而且是理性空前淺薄的時代。那樣一個時代的特徵就是特別的需要可披作「虎皮」的大旗，魯迅在死後而不是生前被當成那樣的大旗，又未嘗不是他的幸運……
又，魯迅生前論敵甚多，這乃是由魯迅生前所慣操的雜文文本決定了的，或曰造成的。雜文是議論文本。既議人，則該當被人所議。既一一議之，則該當被眾人所議。縱然論事，也是難免議及於人的。於是每陷於筆戰之境。以一當十的時候，便形成被「圍剿」的局面。魯迅的文筆尖刻老辣，每使被議者們感到下筆的「狠」。於是招至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魯迅是不懼怕筆戰的。甚至也不懼怕孤家寡人獨自「作戰」，而且具有以一當十百戰不殆的「作戰」能力，故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形象就很無畏。「東方不敗」的一種形象。又因他在當時所主張的是「普羅文化」亦即「大眾文化」，而「大眾」在當年又被簡單地理解成「無產階級」，並且他確乎地為他的主張每每劍拔弩張，奮不顧身，所以後來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稱頌之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的戰士和旗手」。
有人對魯迅另有一番似乎中性的客觀的評價，那就是林語堂。
他曾寫道：與其說魯迅是文人，還莫如說魯迅是鬥士。所謂鬥士，善斗者也。閑來無事，以石投狗，既中，亦樂。
大致是這麼個意思。
林語堂曾與魯迅交好過的。後來因一件與魯迅有關、與自己一點兒關係都沒有的稿費爭端之事，夫婦二人欣然充當斡旋勸和的角色，結果卻說出了幾句使魯迅大為反感的話。魯迅怫然，林語堂亦怫然，悻悻而去。魯迅在日記中記錄當時的情形是「鄙相悉現」四個字。
從某些人士的回憶錄中我們知道，魯迅其後幾日心事重重，悶悶不樂。
魯迅未必不因而失悔。
而林語堂關於「鬥士」的文字，發表於魯迅逝後，他對魯迅曾是尊敬的。那件事之後他似乎收回了他的尊敬。而且，二人再也不曾見過。
林語堂不是一位尖刻的文人。然其比喻魯迅為「鬥士」的文字，橫看豎看，顯然地流露著尖刻。但若僅僅以為是百分之百的尖刻，又未免太將林語堂看小了。我每品味林氏的文字，總覺也是有幾分替魯迅感到的「何必」的意思在內的。而有了這一層意思在內，「鬥士」之喻與其說是尖刻，莫如說是嘆息了。起碼，我們後人可以從文字中看出，在林語堂眼裡，當時某些中國文壇上的人，不過是形形色色的「狗」，並不值得魯迅怎樣認真地對待的。如某些專靠辱罵魯迅而造勢出名者。那樣的某些人，在世界各國各個時期的文壇上，是都曾生生滅滅地出現過的。是一點兒也不足為怪的。
魯迅討伐式或被迫迎戰式的雜文，在其雜文總量中為數不少。比如僅僅與梁實秋之間的八年論戰（與抗日戰爭的年頭一樣長），魯迅便寫下了百餘篇長短文。魯迅與論敵之間論戰，有的發端於在當時相當嚴肅相當重大的文學觀的分歧和對立。論戰雙方，都基於某種立場的堅持，都顯出著各所堅持的文學的，以及由文學而引起的社會學方面的文人的或曰知識分子的責任感。有的擺放在今天的中國文壇上，仍有促使我們後代文學和文化人士繼續討論的現實意義。有的由於時代的演進，自行化解，自行統一，自行達成了共識，已無繼續討論，更無繼續論戰的現實意義。而有的論戰的發端，即使擺放在當時來看，也不過便是文化人和知識分子之間的一項文壇常事。孰勝孰敗，是沒什麼非見分曉的大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