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由無黨派知識分子而成為民盟一員,主要是由於受民盟前輩們愛國情懷和人格節操所感召。在幾代民盟知識分子心目中,張瀾是精神不朽的楷模,是我們一代的民盟後人學習的榜樣。我不是什麼研究張瀾的學者,只不過出於由衷敬仰,接觸過一些關於他的歷史資料而已。
我從那些資料之中所感知的張瀾,首先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因強烈又深切地愛國,所以強烈又深切地為民主在中國的實現奔走呼號。
我個人認為,這世界上沒有什麼熱愛國家的人卻不是熱愛民主的人。那樣的人是不可思議的。民主的方式或可有所不同,但民主的原則肯定是任何一個國家走向進步的必由之路。
在中國近代史上,張瀾先生對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影響力、感召力和促進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
「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所有這一類言志之詩,匯總起來,全部用以形容張瀾先生,那也是恰如其分的。
民主是現代社會思想。這種現代社會思想與張瀾先生身上那種嚴以律己的個人品格修為,結合得水乳交融,極為完美。這使他在人格方面具有連自己的敵人都不得不欽佩的魅力。由於他在民眾間的無人可以取代的高度威望,由於他巨大的號召力、影響力、凝聚力,晚清政府特別不情願地,完全不得已地任其為川北宣慰使,相當於一方保民官的官職。其實,也是想對其收買,使其成為晚清官僚體制中的一員。而且正是在任川北宣慰使時,獲得了人民給予他的「川北聖人」的美譽。因為他儘可能地運用權力為人民服務,而從未有過哪怕絲毫謀取私利的為官污點。由於他威望如此巨大,又做過嘉陵道尹;民國時期,任四川省長。他依然清廉如故,使他的敵人們因而不敢對其輕舉妄動。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
一、當時南充有軍閥名曰石青陽者,不信其清廉,派人暗探其家,但見「環堵蕭然,一室空空」。其母其妻其親人,終日辛苦勞作於幾畝薄田之間,庵居素食,過著差不多是與世隔絕的清苦日子。探子據實回報,石青陽嘆道:「川北聖人,名不虛傳,奈何?奈何?」
他在任省長期間,某次進京述職,被一名叫王三春的響馬攔於途中,不是要搶他,明知他身上也沒有什麼可搶的。更不是要殺他,而是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要贈他400大洋,以緩其盤纏之拮据。這聽起來像戲劇情節,然而卻是史料所記的真事。他當然分文不收,對於官逼民反之現象表示了同情與理解,同時教誨王三春,萬勿滋擾鄉里,為害黎民,王三春諾諾稱是……
張瀾在任期間,為了濟貧助困,慈善民間,以個人名義借了不少錢。在他離任之後,皆成私債。以至於,他的老母親,不得不將幾間破陋家屋和幾畝薄田押出,替兒子暫緩債壓。又,老母逝前,面囑其無論如何要將家屋及薄田贖回,她擔心後人沒了棲處,沒了生存之路。張瀾是大孝子,只有失聲哭泣而已……
或者,正是在他為官期間,更加看透了由封建官僚、割據軍閥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掌控的國家是根本沒有什麼前途可言的,人民生活的保障也是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希望的;再多幾個像自己這樣的人物,強國富民將仍是泡影——於是,他開始叱吒於時代大舞台,完成了由「川北聖人」到偉大的民主鬥士的轉折……
他在成為民盟領袖之後,在一次民盟的會議上,曾一身正氣地大聲疾呼:「我們替人民所爭得的自由、民主這一張『期票』,政府卻至今沒有兌現。我們有代表人民拿著這一張『期票』向政府『彩券債償』的責任。這是我們今後努力的目標,也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
他的這些話,後來一直成為民盟知識分子的使命信條。所以,民盟人士拒不參加國民黨政府召開的所謂「一次國大」會議,也都拒絕高職高待遇的利誘,拒不出任國民黨政府的官職。當然,結果是——張瀾成為當局的眼中釘,民盟也成為當局的眼中釘。蔣介石最終下令解散民盟,並公開揚言否則將以武力對待。身為民盟主席的張瀾,為著百千民盟人士的生命安危,不得不在解散書上籤了字,但同時在報上公開發表聲明——為著中國的民主,此後將以個人名義,與專制的國民黨政府鬥爭到底,對抗到底。
蔣介石之所以從未殺張瀾,不是寬忍,實是不敢。他說過這樣的話:「得張瀾者得四川,失張瀾者失四川。」蔣介石輸不起四川這一大省。
將張瀾在民盟會議上的講話,與美國黑人人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那篇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聯繫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歷史現象。在張瀾那段話說過二十餘年以後,馬丁·路德·金差不多在演講中說了同樣的話:「我們來到國家的首都是為了兌現一張期票……這張期票向所有人承諾——不論白人還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讓渡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
簡直令人懷疑,二十餘年後的馬丁·路德·金,遠在美國,也知中國曾有一位叫張瀾的偉大人物,曾將自由與民主比作一張人民有權兌現的「期票」……
蔣介石離開大陸去台灣後,密令特務一定要將張瀾劫持往台灣,只不過這一企圖沒能得逞。
張瀾對蔣介石,民盟對國民黨政府,並非只講鬥爭,並非一味勢不兩立。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恰恰是在張瀾曉以大義的說服之下,軍閥劉湘依從了老師的話,送二十萬川軍出川抗戰。二十萬軍,那一去浴血疆場,歸者甚少……
新中國成立後,張瀾當然欣喜地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協,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共謀建國大業,參與起草憲法草案,並被選舉為共和國副主席。
按他的級別,每月享有二百元「特別津貼」,張瀾至死不受。有關部門照發,他命月月存入銀行。死後,由家人一總按其遺囑退給了國家。同時,他的級別應享有十六七人組成的機要和服務團隊。他極為堅決地減少到了不能再少的人數——四人。
他的家人來京前,周恩來親自為他選住址。一次兩次數次,他總不滿意——覺得大。最終,勉強搬出了集體樓房,搬入了小小的一套四合院。他的兒女親人們,沒有一個人沾過他的光,入了好學校或找到了好工作。
連毛澤東也對他的清廉之風發自內心地說:「表老,你的德很好。」
在1953年9月的一次全國政協會上,毛主席和梁漱溟因為農民問題發生了激烈爭執。毛主席斥梁「反動透頂」、「一貫反動」。人皆震驚、噤言,接著對梁的批判之聲四起。張瀾肅然端坐,未置一詞。事後與其他民主人士聯名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婉言批評了毛主席的話「殊不確當」。大約,那是建國以後,毛所面對的唯一一次書面批評,儘管遣句娓娓。肝膽相照,又一例也。
今天,在建國六十周年之日即將到來時,我們評說張瀾,重要的意義乃在於提醒我們——民主尚未完善,諸方仍需努力。
對於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是這樣;對於各民主黨派是這樣;對於全體國人也是這樣。
因為,民主乃是一個國家的「成人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