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已告訴我們，這是內容關於良心的書。
所謂良心，無非便指良好的心地。
與「心」結構而成的詞頗多，然我尤對「心地」二字一向肅然。
「心地」是特別中國化的詞，較有文學意味。在民間，每說「心腸」。民間評論某人心地善良，道是「心腸軟」。反之，曰「心腸歹毒」。
善與不善，歸究於心，我們早已習慣這一古老邏輯；但是與腸扯到一起，細思忖之，似乎總覺勉強。
然民間話語，其恰當必有獨到之處；一個「軟」字，極貼切。「心一軟」，無非指人性之惻隱耳。
地生百千萬物，「心地」一詞，表意宏大。善、美之物，由地生之。丑、惡之物，亦由地匿。大地的一種現象是，凡那美、善之物，往往存在於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活動隱蔽，也斷不至出沒於陰暗、潮濕、腐敗、骯髒之隅。幾乎只有醜惡之物才那樣：如蛇、鼠、蚊、蟑螂、蛆、毒蘑及一切對生命有害的菌……
「心地」誠如大地：美善的與醜惡的兩類心態並存。故古今中外之文化、宗教，發揮一切積極的影響作用，為使人類總體上是有良心的。人類有無良心，決定每一個活得像人還是像獸。有無良心的前提是有無良知。良知其實便是一些人作為人應該秉持的良好的道理、道德。於是，有良知者有良心，有良心者，「心地」充滿陽光，美好似花園。這樣的一個人，即使平凡，也是可敬的。即使貧窮，也有愉快。文化和宗教對人「心地」的積極影響，體現著人類對自身的關愛，也可以說是救贖。宗教之原罪思想並不是將原罪強加於人的思想，而是提醒人「心地」是需要清掃的。正如病理學家告訴我們：人體內天生潛伏著各種癌細胞，但只要我們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癌症的發作是可以避免的。
中國的情況有些不同。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無論這一派或那一派，也都是關注良心問題的。甚至，將良心問題上升得很高，曰「天良」。對於惡人的最概括的指斥，便是「喪盡天良」。良知在古代，又被歸納為我們都知道的仁、義、禮、智、信。而這五個字，其實便是「厚德載物」之「德」的基本內容。
然而到了近代，一輩輩的中國人看分明了——天下只不過是皇家的天下；「德」在統治階級那裡，只不過成了「禮」的代詞。而「禮」，又只不過是他們延續統治的一種術。他們對百姓，不講仁，不講義，也不講信；而只講「智」，企圖以他們的「智」永遠地愚民。於是良知被疑，本應成為社會共識的良心，反之變成某些不甘良心泯滅的人士的自我要求。當一個社會這樣了，講良心的聲音似乎便是不合時宜的聲音了，講良心的人就孤獨了。
「五四」運動，無非要達成兩件事——一曰改革國體；二曰開啟民智。前者為使國家成為公民的國家，後者為使社會重構起新一種「德」取向。然條件不成熟，志士流血，文人失望，事倍功半。
軍閥割據，狼煙四起，「城頭變幻大王旗」。哀鴻遍野不是宣講良心的時候，生存是第一位的。
至「九·一八」，日寇猖獗，國將不國，抗戰遂成國人第一良心。勇者禦敵，才不至於中國人都淪為亡國奴。其他良心，不得不往後擺擺。故當時宣傳抗日的學生，振臂高呼之語中每有這麼一句——「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國人，我們要……」
到了1949年以後，似乎終於可以講講良心問題。發展到後來也不能，為了鞏固和維護階級的專政，於是批判文化中的人性論，將人道主義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連人性也不許講了，連人道主義也視為有害無益的主義了，那麼「良知」、「良心」這一類詞，便只有從中國人的詞典中被剔除了……
「文革」是怎樣的一個時代，無須贅述。
80年代，文化和文學，顯然也又要重構社會的良知價值取向。然知識者們傷痕猶疼，心有餘悸，戰戰兢兢，並未完成那一初衷。
90年代中國邁入了商業的時代，於是大講「優勝劣汰」，信奉起金錢萬能、勝者通吃來。我認為，將商場規律泛化向全社會，實際上是「泛達爾文主義」至上，這才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
現在，我面對的這一本書，開宗明義地講良知問題，我覺得，無論講得怎樣，終究是有些必要的。故我願為這樣的一本書作序。
這書中舉了一樁樁違背良知之事，有些事當初我便從報上讀到過。然今日讀來，心靈仍受衝擊。
我在此講兩件有良知的事吧，算是對此書內容的補充：
許多人都知道的，費孝通先生是潘光旦先生的學生，費先生一向極為尊敬潘先生。「文革」期間，潘先生一家被逐出原址，居一小屋，擺不下床，全家鋪席睡在水泥地上，潘先生由而關節病癒重，何況他自幼還殘疾了一腿。那時費先生也早已成為「右派」，與潘先生為鄰。他心疼他的老師，親手為老師織毛襪子。某夜潘先生腹痛難忍，費先生家中又沒有任何葯，只得將老師擁抱懷中。而潘先生，就在學生的懷中咽了最後一口氣……
費孝通先生，即使在瘋狂的暴力盛行的年代，內心良知之燭不滅也。
傅雷先生夫婦不堪凌辱，雙雙吸煤氣死後，無人認領的骨灰，三日後將被處理，也就是當垃圾扔掉。有位上海的江姓女士，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市民，然讀過傅先生的書，心存敬意。是以前往火葬場，極力爭取，要得傅雷夫婦的骨灰，冒險予以保藏。她因為同情傅雷夫婦的言論，自己也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文革」結束，傅雷二子自國外歸，從江女士處得父母骨灰，極欲給予物質報答。江女士堅拒之，最後僅答應接受一張傅聰專場音樂會的門票。甫一結束，悄然而去，從此遁出傅氏兄弟的視域。
良知幾重？它像靈魂一樣，無秤可稱……
然而，若人世間全無了良知，那樣的人世，又究竟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
我想，本書兩位作者的意圖，也正是要表達這麼一種意思吧？
（本文是作者為《拷問VS拯救》良心叢書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