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沒說過假話的人肯定是沒有的。
故我認為盡量說真話，爭取多說真話，少說假話，也就算好品質了。
何況我們有時說假話，目的在於息事寧人。有時真話的破壞性，是大於假話的。這個道理我們都很明白。
但如果人人習慣於說假話，則生活必就真假不分了。
然而我卻越來越感到說真話之難。並且說假話的時候越來越多。彷彿現實非要把我教唆成一個「說假話的孩子」不可。
說真話之難，難在你明明知道說假話是一大缺點，卻因這一大缺點對你起到鎧甲的作用，便常常寬恕自己了。只要你的假話不造成殃及別人的後果，說得又挺有分寸，人們非但不輕蔑你，反而會抱著充分理解充分體諒的態度對待你。因此你不但說了假話，連羞恥感也跟著喪失了。於是你很難改正說假話的缺點。甚至漸漸麻木了改正它的願望。最終像某些人一樣，漸漸習慣了說假話。你須不斷告誡自己或被別人告誡的，倒是說假話的技巧如何？說真話還是說假話的選擇倒變得毫無意義了似的。
記得我小的時候，家母對我的第一訓導就是——不許撒謊。
因為撒謊，我挨過母親的耳光。
因為撒謊，母親曾威逼著我，去請求受我騙的人原諒，並自己消除謊話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中，我學會了撒謊。倒也沒什麼人什麼勢力直接壓迫我撒謊，更主要的是由於撒謊和虔誠連在了一起。說學會了也不太恰當，因為沒人教，就算無師自通吧。
有一天我和同學中的好朋友從學校走在回家的路上，談起了「林副統帥與毛主席井岡山會師」。
我說：「是朱德嘛！怎麼成林副統帥了？咱們小學六年級的歷史書上，明明寫的是朱德對不對？」——因朱總司令已上了「百丑圖」，我們提到他時，都將「總司令」三字省略了，直呼其名。
同學說：「那是被顛倒的歷史。被顛倒的歷史現在重新顛倒過來嘛！」
我說：「那也不對呀，林彪當時才是連長呀！」
同學說：「那也是被顛倒的歷史，現在也應該重新顛倒過來嘛！」
我說：「當年咱們又不在紅軍的隊伍中，咱們怎麼能知道那真是被顛倒的歷史呢？」
同學說：「當年咱們又不在紅軍的隊伍中，咱們怎麼能知道那不是被顛倒的歷史呢？咱們左右都是不知道，將來再顛倒一次，也不關咱們的事兒！」
正是從那一天始，我和我的那一位同學，將撒謊和虔誠分開了。難免繼續說謊話，但已沒了虔誠。
前幾年，有位外國朋友，問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說假話時有何感想。
我回答：「明明在說假話而不得不說，我是這樣安慰自己——反正人一輩子總要說些假話，趕上了億萬群眾轟轟烈烈都說假話的年代，把一輩子可能說的假話，一塊都在這個年代裡說了罷！這個年代一過去，重新做人，不再說假話就是了。」
外國朋友又問：「那麼梁先生從粉碎『四人幫』以後，再沒說過假話了？」
問得我不由一怔。
猶豫片刻，我說出一個字是：「不……」
我因自己沒有失掉一次說真話的機會，對自己又滿意又悲哀。
外國朋友流露出肅然起敬，欽佩之至的表情。
我趕緊說：「我說『不』的意思，是我沒有做到不說假話。」
我想，如果我不解釋，我說的這一個字的真話，實際上豈不又成了假話么？
外國朋友也不由一怔。
她問：「那又是因為什麼？」
我說：「一方面，我感到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經有了一個維護真話的良好環境。另一方面，大概要歸咎於我們有說假話的後遺症。」
她問：「報紙、廣播，不少宣傳手段，不是都曾被調動起來，提倡、鼓勵和表揚說真話么？」
我說：「這恰恰證明假話之泛濫是多嚴重啊。倘若說真話須鄭重地提倡、鼓勵和表揚，細想想，不是有點可悲么？」
她問：「妨礙說真話的根源，主要是政治吧？」
我說：「那倒不盡然。在黨內，將說真話，作為對黨員的最基本要求一提再提，足見共產黨還是多麼希望她的黨員們都說真話的。我不是黨員，但對此確信不疑。而我感到，社會上，似乎瀰漫著將說假話變成一種社會風情的怡然之風。」
她不懂「怡然」二字何意。
我請她想像小孩子玩「到底誰騙誰」這一種紙牌遊戲獲勝時的洋洋自得。
她說：「梁先生，可是據我所知，你被認為是一個堅持說真話的人啊！」
我說：「我當然堅持說真話。堅持並不是一個輕鬆的詞。況且我常常堅持不住。在上下級關係方面，在社交方面，在工作責任感方面，在一心想要做好某件事的時候，在根本不想做某件事的時候，在不少方面，不少因素迫使你就範，不得不放棄說真話的原則，改變初衷，而說假話。常常是，哪些時候哪些方面有困難有問題，你說了假話，困難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你說了真話，困難就更是困難，問題就更是問題了。我說過多少假話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僅僅在某些時候某些場合說過一些真話，人們就已經覺得我有值得尊重的一面，可見說真話在我們的生命中到了必須認真提倡的程度。」
她注視著我，似能理解，亦似不太能理解。
……
後來，我和一位友人又討論起說真話的問題。是的，我們是當成一個問題來討論的，而且討論得挺嚴肅。
我又回憶起我小時候因為撒謊，使得母親怎樣傷心哭泣，以至於怎樣打了我一記耳光，和對我進行過的撒謊可恥的教誨……
我講到我的已經七十多歲的老母親，如今怎樣仍把我當成一個小孩子似的，耳提面命，諄諄告誡我：「傻兒子，你竟為什麼非說真話不可呢？該說假話你不說假話，你豈不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不碰南牆不回頭么？你已經四十齣頭的人了，還讓媽為你操心到多大歲數呢？」
友人默想良久，嚴肅而又認真地說：「你母親是對的。」
我問：「你是說我母親從前對，還是說我母親現在對？」
他說：「你母親從前對，現在也對。」
我糊塗至極。
他誨人不倦地說：「撒謊是可恥的。這毋庸置疑。所以我說你母親從前是對的。但說假話並不等於就是撒謊。甚至，和撒謊有本質的區別。」
這一點，我的確沒思索過。
我一向簡單地認為，撒謊——說假話——乃是同性質的可恥行徑。好比柑和橙是同一種東西。
於是我洗耳恭聽。
於是友人娓娓道來：「撒謊，目的在於騙人，在於使人上當而後快，是行為。行為，聽明白了么？撒謊之後果必然造成他人的損失，起碼是情緒或情感損失。更嚴重的，造成他人利益損失。所以正派人是不應該撒謊的。而說假話，不過心口不一而已。心口不一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為概念。通常情況之下體現為態度問題。一個人對於任何一件事，有表明自己真態度的權利，也有說假話的權利。聽明白了，說假話是人的權利之一。假話是否使對方信以為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對方，責任完全在對方。因為任何人都有不相信假話的權利。誰叫你相信的呢？舉一例子，我們小學都學過《狼來了》這篇課文，那個撒謊的孩子之所以應該譴責，不可取，是因為他以主動性的行為，誘使眾多的人上當受騙。如果你一個同事告訴你，他在西單商場買了一件價格便宜的上衣，並用花言巧語慫恿你去買，你果然去了，沒有那種上衣出售，或雖有，價格並不便宜，是謂撒謊，很可惡。但是，說假話的人之所以說假話，往往是被動的選擇，通常情況是這樣的——一個人指著一個茶杯問你——造型美觀么？你認為不。但你看出了對方在暗示你必須回答美觀極了，於是你以假話相告。你又何必因說了假話而內疚呢？如果對方具有問你的權利，你連保持沉默的權利也沒有，而對方又問得聲色俱厲，帶有警告的意味，你更何必因說了假話而內疚呢？如果對方信了你的話，那麼對方只配相信假話。如果對方根本不信你的假話，卻滿意於你說假話，分明是很樂意把假話當真話聽，可悲的是對方，應該感到羞恥的也是對方。對應該感到羞恥而不感到羞恥的人，你犯得著跟他說真話么？老弟，你看問題的方法，帶有極大的片面性。你只看到人們在生活中說假話的一面，似乎沒有看到生活中有多少人喜歡聽假話。早已習慣於把假話當做真話聽。他們以很高的技巧，暗示人們說種種假話，鼓勵人們說種種假話，慫恿人們說種種假話，甚至維護種種假話。他們樂於生活在假話造成的氛圍之中。他們反感說真話的人。因為真話常使他們覺得煞風景，覺得逆耳。一萬個人或更多的人心口不一他們根本不在乎。他們要的是一致的假話而輕蔑一致的人心。正是這樣一些人的存在，使假話變成了似乎可愛的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