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紙簍——在教室門口，也在講台邊上，滿的。我在講台上稍一側身，就會看見它。它一直在那兒，也應該就在那兒。
通常總是滿的。插著吸管的飲料盒，抑或瓶子，還有諸種零食袋、麵包紙、團狀的廢紙，往往使它像一座異峰突起的山頭。
教室門口沒有一隻紙簍如同家門口連一雙拖鞋都沒有，是不周到的；教室門口有一隻滿得不能再滿的紙簍如同家門口有一雙髒得不能再髒的拖鞋，是使人感覺上很不舒服的。
我每次走入教室心裡總是尋思，我想，似乎有必要對它滿到那般程度作出反應。或言，或行。
「哪位同學去把紙簍倒一下啊？」
此言也。我確信只要我這麼說了，立刻會有人去做。
自己默默去倒空紙簍。
此行也。有點兒以身作則的意思。
我想行比言更可取。於是我「作則」了兩次，第三次還打算那麼去做的，有一名同學替我去做了。
他回到教室後對我說：「老師，有校工應該做這件事，下次告訴她就行。」
將紙簍倒空，來回一分鐘幾十步路的事。教學樓外就有垃圾桶。女校工我認識，每見她很勤勞地打掃衛生，挺有責任感的。而且，我們相互尊敬，關係友好。我的課時排在上午三四節。而她一早肯定已將所有教室里的紙簍全都倒空過，是上一二節課的學生使紙簍又滿了。無論是我去告訴她，還是某一名同學去告訴她，她都必會前來做她分內的事。但我又想，她可能會認為那是對她工作的一種變相的批評。使一個本已敬業的人覺得別人對自己的工作尚有意見，這我不忍。
我反問：「有那種必要嗎？」
立刻有同學回答：「有。」——見我洗耳恭聽，又說：「如果我們總是替她做，她自己的工作責任心不是會慢慢鬆懈了嗎？」
我不得不暗自承認，這話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質的道理的，儘管不那麼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我又反問：「是不是有一條紀律規定，不允許帶著吃的東西進入教室啊？」
答曰：「有。但那一隻紙簍擺在那兒不是就成了多餘之物，失去實際的意義了嗎？」
於是第三種看法產生了：「其實那一條紀律也應該改變一下，改成允許帶著吃的東西進入教室，但不允許在老師開始講課的時候還繼續吃。」
「對，這樣的紀律更人性化，對學生具有體恤心。」
於是，話題引申開來了。顯然已經轉到對學校紀律的質疑方面了。內容一變，性質亦變。
我說：「那不可能。大約任何一所大學的紀律，都不會明文規定那一種允許。」
辯曰：「理解。那麼就只明文規定不允許在老師講課的時候吃東西。將允許帶著吃的東西在課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
我不禁笑了：「這不就等於是一條故意留下空子可鑽的紀律了嗎？」
辯曰：「老師，如果不是因為課業太多太雜，課時排得太滿，誰願意匆匆帶點兒吃的東西就來上課呢？」
於是，話題又進一步引申開來了。內容又變了，性質亦變了。而且，似乎變得具有超乎尋常的嚴肅性，甚至是企圖顛覆什麼的意味兒了。
當然，我和學生們關於一隻紙簍的談話，只不過是課前的閑聊而已。
但那一隻紙簍以後卻不再是滿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誰每次課前都去把它倒空了。
因此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這乃是世事的本體，或曰總象。缺少了這一種或那一種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有時表面上看法特別一致，然而不同的看法仍必然存在。有時某些人所要表達的僅僅是看法而已，並不實際上真要反對什麼，堅持什麼。更多的時候，不少人會放棄自己的看法。默認大多數人的任何一種看法，絲毫也沒有放棄的不快。只要那件事並不關乎什麼重大原則和立場——比如一隻紙簍究竟該由誰去把它倒空。這樣的事在我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隨自己的意願選擇一種做法。只要心平氣和地傾聽，我們還會聽到不少對我們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觀點。那些觀點與我們自己一貫對世事的看法也許對立，卻正可教育我們——一個和諧的社會，首先應是一個包容對世事的多元看法的社會。不包容，則遑論多元？不多元，則遑論和諧？
在我所親歷的從前的那些時代，即使是紙簍該由誰來倒空這樣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學裡，而是在中小學裡，也是幾乎只允許一種看法存在的。可想而知，那是一種被確定為唯一正確的看法。另外的諸種看法，要麼不正確，要麼錯誤，要麼極其錯誤，要麼簡直是異端邪說，必須遭到嚴厲批判。比如竟從紙簍該由誰倒的問題，居然引申到希望改變一條大學紀律，並且因而抱怨學業壓力的言論，即是。久而久之，人們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趨於簡單化了。彷彿都漸漸地習慣於束縛在這樣的一種思維定式中，即人對世事的看法只能有一種是正確的，或接近正確的。與之相反，便是不正確的，甚或極其錯誤的。如此一來，不但不符合世事的總象，也將另外諸種同樣正確的看法，划到「唯一正確」的對立面去了。其實，人對世事的看法，不但確乎有五花八門的錯誤，連正確也是多種多樣的。正因為有對世事的五花八門的錯誤看法存在，才有對世事的多種多樣的正確看法形成。世人對世事所公認的那一種正確的看法，歷來都是諸種正確的看法的綜合。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誰能夠獨自對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無不親歷之事，比如愛情吧——有過完全正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