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5日
（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
在美國工會聯盟「勞聯—產聯」的第五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奧巴馬以「美國工人在全球經濟中的困境」為主題，進行了此次演講：
「在這樣一個變幻莫測、朝不保夕的時代，我們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強烈地需要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勞工運動，為美國工人們的利益而戰。」
如果我首先沒有對此次代表大會上各位的想法表示理解，就開始此次演講的話，那我未免過於天真。此時此刻，美國也在努力尋求在全球經濟大潮中的出路。在這樣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時刻，我們皆因勞工運動聚集於此。無論是在戰術和策略方面，還是領導力與權利方面，勞工運動都存在著諸多問題。我可以想像，在你們當中，有許多人不僅惴惴不安地關注著勞工市場的發展前途，同時也關心著自己的前途。你們在想，自己到底能不能給孩子們留下一個比此時更加美好的世界，自己到底能不能擁有足夠多的存款，送孩子們進入大學或者在退休後安享晚年，明天自己還能回到工作崗位上去嗎？而在這樣一個新型社會，還有誰能站出來維護我們的利益？
在這樣一個千變萬化、反覆無常的時代，這些問題都在意料之中，但絕非這個時代所特有。
最早從我們建國時期開始，它們就已經存在。當時，把這些問題解決了的人同樣是我們的美利堅同胞。他們的遭遇與你們一樣，對未來的擔憂也和你們相同。
當工業革命正如火如荼進行之際，有來自世界上各個角落的數百萬人民，為了尋找新的生活機會，來到了這座城市。他們當中有來自歐洲的移民，有南部各州的非裔美國人，還有來自美國各個角落的少數族裔群體。他們都在這個城市安家落戶，在各個磨坊和工廠中謀生，這樣一來，一個熙熙攘攘的芝加哥就應運而生了。
他們的工作很辛苦，報酬也不高。其中工作條件最糟糕的地區莫過於位於南郊的哈斯特大街和阿什蘭大道之間的區域——站在數里之外，你就可以聞到屠宰場的惡臭氣息。
大概有五萬名工人都在這個當時美國最危險、也是最殘酷的條件下工作。後來，在厄普頓·辛克萊爾 的書中，他將那片地區描述為「屠場」。工人們曾經兩度試圖組織勞工運動，但兩次都被僱主殘忍地壓制了下去。僱主們利用暴力、種族迫害和斷食等手段迫害工人，只是為了將工資維持在每小時三十二美分的低水平上。
但是這些工人們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他們選擇未來不再將這種生活繼續下去。因此，1937年，當產聯的先驅們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廣泛組織廣大勞工產業，以成立產聯的時候，肉畜屠宰業的工人們決定跟隨他們的領導。
想像一下吧，這些工人們在工廠里終日辛苦勞作，冒著嚴寒酷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工友們被機器軋得粉身碎骨，還有朋友僅僅因為口中吐出「聯合會」一詞就被活活燒死。然而，等他們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打卡下班之後，他們就組織到了一起，舉行聚會，散發傳單。他們拋卻了幾十年來的民族衝突和種族仇恨，選舉婦女、非裔美國人和外地移民成為領導，共同表達出自己的心聲。
他們本可以逆來順受，接受命運的安排，等待他人來拯救自己，但他們卻冒著生命危險行動了起來。
他們選擇了行動起來。
很快，他們就取得了一些勝利，雖然這些勝利極為渺小，僅僅是讓工廠廠房的屋頂上安裝了電風扇，爭取到了帶薪假期，讓工資有所增長，讓企業建立了資歷制度並分發養老金。
這場運動在希望中誕生，並最終實現了人們長久以來的理想。那些地位卑微的工人們聚集在一起反對工業巨頭，面對著世界上最難逾越的困難，取得勝利簡直不可思議。這個故事和許多其他故事一樣，都是美國夢的故事。
因為我們美利堅人民一向如此。在絕望的邊緣，在失望的陰影中，普通民眾卻作出了非凡的決定，那就是只要我們萬眾一心，定能共同奮起。
事實的確如此。
在南北戰爭結束之際，當農民和家人們一起搬離鄉村，搬進城市，開始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美國的大型工廠中工作時，我們必須作出決定：是應當坐視不管，眼睜睜地看著工業巨頭和商業資本家們互相比較，看誰能做到在最惡劣的工作條件下支付工人最低工資，剝削壓迫工人、恣意玩弄國家經濟；還是應當建立基本的市場規則，建造第一批公立學校，打擊壟斷，反抗暴力，使得這一系統可以有效運轉，促成工人們組織成工人聯盟？
通過罷工、靜坐、請願、遊行，利用領導者們創造的機會，他們選擇了行動起來，選擇了共同奮起。
多年後，當「咆哮的20年代」毫無理性的奔放熱情隨著股市一起轟然坍塌時，我們必須作出決定：是響應毫無作為的領導者們的號召，還是跟隨那個大概是因為自己身患殘疾而無法接受政治麻痹的領導者呢？
羅斯福認為，勞動者們可能會永無止息地為同一個原則而鬥爭，但如果他們沒有得到經濟上的自由，那麼政治上的自由對於他們來說也毫無意義。這樣一來，我們必須選擇行動起來，將市場規範化，讓人們重返工作崗位，擴大工人們的談判權利，包括醫療保險以及養老保險等。我們選擇了共同奮起。
今天，我們再度面臨這樣的挑戰，這樣的選擇。
你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已經看到這一挑戰近在咫尺。當你在午飯時間開車經過舊工廠時，你會發現已經沒有工人從裡面走出；當你沒有像預想中那樣順利加薪或者收到醫療保險時，你會發現這是由於有些公司僱用外國員工，付給他們的工資只不過是你們工資的一小部分，而你的僱主正在和這些公司競爭。
在競選期間，我也親身感受到了這一挑戰之嚴峻。我認識了一些工會的工人們，他們以前在蓋爾斯堡的美泰家電製造廠工作，現在卻要開始擔憂，到了五十五歲的時候，如果沒有養老金和醫療保險，他們應該怎麼辦。我還認識這樣一個工人，他的兒子需要進行肝臟移植。雖然這個孩子的名字已經列在了移植手術名單的最前面，但他卻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負擔得起手術費用。
這一切似乎都是一場遊戲，然而遊戲進行到一半時，規則改變了，卻沒有人願意費工夫告訴他們。
但是我們眾所周知的是，遊戲規則的確已經改變了。
這種改變從技術革新和自動化開始，所有職業都因此過時。然後公司就可以將機器打包，把工廠遷到發展中國家去，因為那裡的勞動力比美國要便宜許多。如今，信息和技術方面的進步意味著企業不僅可以搬遷至任何可以建造工廠的地方去，而且還可以遷移到任何有網際網路連接的地方。
這一系列變化都將美國工人轉變成全球自由僱員的身份。如果你學習了先進技術，接受了良好教育，那麼你就有資格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工人競爭未來的高薪工作。但這也同樣意味著，在某個公司享受終生僱用制度的時代已經終結，你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得到穩定的收入、醫療保險和養老金，並且還可以和僱主討價還價。
在這樣一個變幻莫測、朝不保夕的時代，我們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強烈地需要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勞工運動，為美國工人們的利益而戰。
然而我們必須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當今的全球新經濟中，我們怎樣做才能贏得這場運動？
我們再一次面臨這樣的選擇。我們知道，全球化問題不是一個我們可以支持或者反對的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問題。因此，問題的關鍵並不是我們是否能阻止它的進程，而是應當考慮需要作出什麼樣的正確反應。
然而，有些答案依然清晰。例如，如果你發現政府對一個友好對待工人的勞工委員會說「不」，對工人組織活動權利說「不」，對工人加班費說「不」，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說「不」的話，那麼你們也可以對這個政府說「不」，然後選舉別人執政。
布希政府的觀點是，面臨新的挑戰，我們的政府也無能為力。既然我們無法應對全球範圍內的激烈競爭，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政府將稅款退還個人，為民眾減稅，鼓勵民眾自己買醫療保險，自己規劃養老計畫，自己雇請兒童保育員，解決孩子們的教育問題。
在華盛頓，他們稱之為「自負盈虧的社會」。不過在過去，這樣的社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那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即每一個人都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這是一種極具誘惑力的想法，因為這樣一來，我們自己就不必多動腦筋，不必足智多謀地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當醫療保險金或學費增長過快，超出了個人的支付範圍時，我們就可以對他們說：「你可真倒霉！」當有工廠倒閉，工人失業時，我們就會對他們說：「生活並不公平。」當一個孩子出身貧寒，我們就可以對他說：「還是自食其力吧！」這樣一種思想使得這一切行為都變得順理成章。
但這樣確實行不通，問題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