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和太陽一樣不可直視。然而，即使掉頭不去看它，我們仍然知道它存在著，感覺到它正步步逼近，把它的可怕陰影投罩在我們每一寸美好的光陰上面。
很早的時候，當我突然明白自己終有一死時，死亡問題就困擾著我了。我怕想，又禁不住要想。周圍的人似乎並不掛慮，心安理得地生活著。性和死，世人最諱言的兩件事，成了我的青春期的痛苦的秘密。讀了一些書，我才發現，同樣的問題早已困擾過世世代代的賢哲了。「要是一個人學會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對象是什麼，他總是在想著自己的死。」讀到托爾斯泰這句話，我慶幸覓得了一個知音。
死之迫人思考，因為它是一個最確鑿無疑的事實，同時又是一件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既然人人遲早要輪到登上這個千古長存的受難的高崗，從那裡被投入萬劫不復的虛無之深淵，一個人怎麼可能對之無動於衷呢？然而，自古以來思考過、抗議過、拒絕過死的人，最後都不得不死了，我們也終將追隨而去，想又有何用？世上別的苦難，我們可小心躲避，躲避不了，可咬牙忍受，忍受不了，還可以死解脫。唯獨死是既躲避不掉，又無解脫之路的，除了接受，別無選擇。也許，正是這種無奈，使得大多數人寧願對死保持沉默。
金聖嘆對這種想及死的無奈心境作過生動的描述：「細思我今日之如是無奈，彼古之人獨不曾先我而如是無奈哉！我今日所坐之地，古之人其先坐之；我今日所立之地，古之人之立之者，不可以數計矣。夫古之人之坐於斯，立於斯，必猶如我之今日也。而今日已徒見有我，不見古人。彼古人之在時，豈不默然知之？然而又自知其無奈，故遂不復言之也。此真不得不致憾於天地也，何其甚不仁也！」
今日我讀到這些文字，金聖嘆作古已久。我為他當日的無奈嘆息，正如他為古人昔時的無奈嘆息；而毋須太久，又有誰將為我今日的無奈嘆息？無奈，只有無奈，真是夫復何言！
想也罷，不想也罷，終歸是在劫難逃。既然如此，不去徒勞地想那不可改變的命運，豈非明智之舉？
在雪萊的一篇散文中，我們看到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在他女兒攙扶下走進古羅馬柯利修姆競技場的遺址。他們在一根倒卧的圓柱上坐定，老人聽女兒講述眼前的壯觀，而後懷著深情對女兒談到了愛、神秘和死亡。他聽見女兒為死亡啜泣，便語重心長地說：「沒有時間、空間、年齡、預見可以使我們免於一死。讓我們不去想死亡，或者只把它當作一件平凡的事來想吧。」
如果能夠不去想死亡，或者只把它當作人生司空見慣的許多平凡事中的一件來想，倒不失為一種准幸福境界。遺憾的是，愚者不費力氣就置身於其中的這個境界，智者（例如這位老盲人）卻須歷盡滄桑才能達到。一個人只要曾經因想到死亡感受過真正的絕望，他的靈魂深處從此便留下了幾乎不愈的創傷。
當然，許多時候，瑣碎的日常生活分散了我們的心思，使我們無暇想及死亡。我們還可以用消遣和娛樂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事業和理想是我們的又一個救主，我們把它懸在前方，如同美麗的晚霞一樣遮蓋住我們不得不奔赴的那座懸崖，於是放心向深淵走去。
可是，還是讓我們對自己誠實些吧。至少我承認，死亡的焦慮始終在我心中潛伏著，時常隱隱作痛，有時還會突然轉變為尖銳的疼痛。每一個人都必將迎來「沒有明天的一天」，而且這一天隨時會到來，因為人在任何年齡都可能死。我不相信一個正常人會從來不想到自己的死，也不相信他想到時會不感到恐懼。把這恐懼埋在心底，他怎麼能活得平靜快樂，一旦面臨死又如何能從容鎮定？不如正視它，有病就治，先不去想能否治好。
自柏拉圖以來，許多西哲都把死亡看作人生最重大的問題，而把想透死亡問題視為哲學最主要的使命。在他們看來，哲學就是通過思考死亡而為死預做準備的活動。一個人只要經常思考死亡，且不管他如何思考，經常思考本身就會產生一種效果，使他對死亡習以為常起來。中世紀修道士手戴刻有骷髏的指環，埃及人在宴會高潮時抬進一具解剖的屍體，蒙田在和女人做愛時仍默念著死的逼近，凡此種種，依蒙田自己的說法，都是為了：「讓我們不顧死亡的怪異面孔，常常和它親近、熟識，心目中有它比什麼都多吧！」如此即使不能消除對死的恐懼，至少可以使我們習慣於自己必死這個事實，也就是消除對恐懼的恐懼。主動迎候死，再意外的死也不會感到意外了。
我們對於自己活著這件事實在太習慣了，而對於死卻感到非常陌生，——想想看，自出生後，我們一直活著，從未死過！可見從習慣於生到習慣於死，這個轉折並不輕鬆。不過，在從生到死的過程中，由於耳聞目染別人的死，由於自己所遭受的病老折磨，我們多少在漸漸習慣自己必死的前景。習慣意味著麻木，芸芸眾生正是靠習慣來忍受死亡的。如果哲學只是使我們習慣於死，未免多此一舉了。問題恰恰在於，我不願意習慣。我們期待於哲學的不是習慣，而是智慧。也就是說，它不該靠嘮叨來解除我們對死的警惕，而應該說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來打消我們對死的恐懼。它的確說了理由，讓我們來看看這些理由能否令人信服。
死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沒有人能否認它的必然性。因此，哲學家們的努力便集中到一點，即是找出種種理由來勸說我們——當然也勸說他自己——接受它。
理由之一：我們死後不復存在，不能感覺到痛苦，所以死不可怕。這條理由是伊壁鳩魯首先明確提出來的。他說：「死與我們無關。因為當身體分解成其構成元素時，它就沒有感覺，而對其沒有感覺的東西與我們無關。」「我們活著時，死尚未來臨；死來臨時，我們已經不在。因而死與生者和死者都無關。」盧克萊修也附和說：「對於那不再存在的人，痛苦也全不存在。」
在我看來，沒有比這條理由更缺乏說服力的了。死的可怕，恰恰在於死後的虛無，在於我們將不復存在。與這種永遠的寂滅相比，感覺到痛苦豈非一種幸福？這兩位古代唯物論者實在是太唯物了，他們對於自我寂滅的荒謬性顯然沒有絲毫概念，所以才會把我們無法接受死的根本原因當作勸說我們接受死的有力理由。
令人費解的是，蘇格拉底這位古希臘最智慧的人，對於死也持有類似的觀念。他在臨刑前談自己坦然赴死的理由云：「死的境界二者必居其一：或是全空，死者毫無知覺；或是如世俗所云，靈魂由此界遷居彼界。」關於後者，他說了些彼界比此界公正之類的話，意在譏諷判他死刑的法官們，內心其實並不相信靈魂不死。前者才是他對死的真實看法：「死者若無知覺，如睡眠無夢，死之所得不亦妙哉！」因為「與生平其他日夜比較」，無夢之夜最「痛快」。
把死譬作無夢的睡眠，這是一種常見的說法。然而，兩者的不同是一目了然的。酣睡的痛快，恰恰在於醒來時感到精神飽滿，如果長眠不醒，還有什麼痛快可言？
我是絕對不能贊同把無感覺狀態說成幸福的。世上一切幸福，皆以感覺為前提。我之所以戀生，是因為活著能感覺到周圍的世界，自己的存在，以及我對世界的認知和沉思。我厭惡死，正是因為死永遠剝奪了我感覺這一切的任何可能性。我也曾試圖勸說自己：假如我睡著了，未能感覺到世界和我自己的存在，假如有些事發生了，我因不在場而不知道，我應該為此悲傷嗎？那麼，就把死當作睡著，把去世當作不在場吧。可是無濟於事，我太明白其間的區別了。我還曾試圖勸說自己：也許，垂危之時，感官因疾病或衰老而遲鈍，就不會覺得死可怕了。但是，我立刻發現這推測不能成立，因為一個人無力感受死的可怕，並不能消除死的可怕的事實，而且這種情形本身更其可怕。
據說，蘇格拉底在聽到法官們判他死刑的消息時說道：「大自然早就判了他們的死刑。」如此看來，所謂無夢之夜的老生常談也只是自我解嘲，他的更真實的態度可能是一種宿命論，即把死當作大自然早已判定的必然結局加以接受。
順從自然，服從命運，心甘情願地接受死亡，這是斯多噶派的典型主張。他們實際上的邏輯是，既然死是必然的，恐懼、痛苦、抗拒全都無用，那就不如爽快接受。他們強調這種爽快的態度，如同旅人離開暫居的客店重新上路（西塞羅），如同果實從樹上熟落，或演員幕落後退場（奧勒留）。塞涅卡說：只有不願離去才是被趕出，而智者願意，所以「智者決不會被趕出生活」。頗帶斯多噶氣質的蒙田說：「死說不定在什麼地方等候我們，讓我們到處都等候它吧。」彷彿全部問題在於，只要把不願意變為願意，把被動變為主動，死就不可伯了。
可是，怎樣才能把不願意變為願意呢？一件事情，僅僅因為它是必然的，我們就願意了嗎？死亡豈不正是一件我們不願意的必然的事？必然性意味著我們即使不願意也只好接受，但並不能成為使我們願意的理由。烏納穆諾寫道：「我不願意死。不，我既不願意死，也不願意